第310章：废墟上长出的新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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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磐石信息咨询工作室”的第一个、真正意义上的、客户主动上门的付费订单，出现在一个雨丝细密、空气里都泛着潮冷霉味的下午。没有招牌，没有名片，甚至连一张像样的办公桌都没有。客户找到这里的方式，充满了底层生存者们那种心照不宣的、曲折而又直接的狡黠。
来者是一个四十多岁、身材矮壮、皮肤粗糙、手指关节粗大的男人，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，裤腿上沾着干涸的泥点和油漆渍。他自称姓刘，是城西一处工地上的泥瓦工小头目，大家都叫他“大刘”。大刘找到“工作室”的路径，是通过老王——菜市场的猪肉贩老王。
“老王说，你这丫头……呃，罗师傅，”大刘搓着手，显得有些局促，但眼神里透着一种被逼到墙角的焦虑，“脑子灵，嘴严实，能打听到些一般人摸不着门道的事儿。我……我这儿遇上点麻烦，实在没辙了，想请你给琢磨琢磨。”
苏晴（罗梓）当时正坐在那把吱呀作响的椅子上，用捡来的、屏幕有裂痕的旧平板电脑（用最后一点积蓄从一个收废品的手里换的，只能勉强开机，看看本地新闻和论坛）浏览着近期的本地招工信息和政策变动。听到敲门声和这开场白，她心里微微一动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指了指地上那个充当凳子的砖块，示意对方坐下，又从那个掉了漆的暖水瓶里倒了杯白开水递过去。
“刘师傅，坐。慢慢说。我就是个帮忙打听消息的，不一定能帮上忙。”她的声音依旧带着刻意的、与“罗梓”身份相符的沙哑和怯懦，但语气平稳。
大刘接过水，没喝，放在旁边的破木箱上，叹了口气，开始倒苦水。
事情不算复杂，但很棘手。大刘带着十几个老乡，在城西一个新开发的楼盘工地做外墙抹灰的活，包工头姓赵，以前合作过两次，结款虽然拖拉，但最后总能结清。这次工程量大，赵工头拍胸脯保证工程款没问题，大刘就垫钱买了部分材料和工具，带着兄弟们干了三个多月。眼看主体快完工，该结第二笔进度款了，赵工头却开始玩失踪，电话不接，人找不到。大刘去项目部打听，项目部的说法是工程款已经按合同付给了赵工头指定的公司账户，至于赵工头为什么没给下面人发钱，他们不管，让大刘自己去找赵工头。
“我去他妈的自己找！”大刘说到激动处，脸涨得通红，“那姓赵的指定是个皮包公司！现在人跑了，电话关机，住的地方也退了！项目部那边推得一干二净，说他们只认合同，钱付了，就没他们事了。我们十几号人，干了三个月，拿不到钱，材料钱还是我垫的！家里老婆孩子等着吃饭，兄弟们天天堵我门！我、我他妈真想……”
他拳头攥得紧紧的，眼里布满血丝，那是走投无路的绝望和愤怒。
“报警了吗？”苏晴问。
“报了！”大刘更气了，“警察说这是经济纠纷，让我们去法院起诉。起诉？我他妈一个泥瓦匠，字都认不全，去哪起诉？请律师？哪来的钱？等法院判下来，黄花菜都凉了！项目部那帮人就是吃准了我们这些大老粗不懂法、耗不起！”
很常见的套路。包工头卷款跑路，开发商/总包方推卸责任，农民工投诉无门。法律途径漫长且成本高，往往是拖到农民工自己放弃，或者引发群体事件，才会被重视。
“你想让我帮你什么？”苏晴看着他，“找到那个赵工头？还是想办法从项目部把钱要回来？”
大刘抬起头，眼中燃起一丝希望：“都、都行！能找到姓赵的狗东西最好，就算找不到人，能知道他把钱弄到哪个窟窿里去了，或者……能让项目部那边吐点钱出来，哪怕先给一部分，让我把兄弟们的工钱结了，材料钱我自己扛着都行！”他顿了顿，压低声音，“老王说你路子有点野，认识些三教九流的人，消息也灵通……你看，能不能帮忙打听打听，那个姓赵的，跑路前都跟什么人接触过？他平时好赌，会不会是欠了赌债跑路了？还是说，他那个皮包公司，跟项目部的人，根本就是一伙的，唱双簧坑我们？”
苏晴沉默了一会儿。大刘的问题，核心是“信息”。赵工头的下落，他的社会关系，他的资金去向，他与项目部的真实关系。这些信息，对于有资源有人脉的人来说，或许不难查。但对于大刘这样身处最底层的农民工，无异于盲人摸象。
她手头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去调查一个跑路的包工头。但，她或许有别的办法。
“刘师傅，”她缓缓开口，声音依旧平稳，“找到赵工头本人，或者查清他资金的详细去向，我做不到。我没那个本事，也没那个人脉。”
大刘眼中的光暗淡下去。
“但是，”苏晴话锋一转，“如果你只是想让项目部那边‘主动’坐下来跟你谈，甚至先拿出一部分钱来应急，或许……有别的路子可以试试。”
大刘猛地抬起头：“什么路子？”
“你们干活的那个楼盘，叫什么名字？开发商是谁？项目部负责人的名字，你知道吗？”苏晴问。
大刘连忙点头，报出了楼盘名、开发商（一个本地小有名气的房企），以及项目部经理的姓氏。
苏晴在心里快速搜索着记忆。她这几天浏览本地新闻和论坛，对这个开发商有点印象，似乎最近在积极申请某个“市优工程”的评选，还在媒体上宣传过他们的“和谐用工”、“保障农民工权益”的举措。至于那个楼盘，好像也准备在近期搞一个“业主开放日”或者预售活动，正在预热造势。
“刘师傅，你们手里，有能证明你们在那个工地干活的证据吗？比如，有你们在工地干活的照片、视频？有没有签过什么记工单、临时协议之类的？哪怕只是你们自己记的工日本子？”苏晴问。
“有！有！”大刘连连点头，“我们有记工的本子，每个人干了多少天，都有记。照片……手机里有一些，平时瞎拍的，有拍到楼和我们人的。协议……就一张赵工头手写的条子，写着工程量和大致的工钱，签了他的名，但没盖章。”
“条子还在吗？”
“在！我一直贴身放着！”大刘赶紧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塑料布仔细包着的纸条，展开。上面是歪扭的字迹，写明了某楼栋外墙抹灰的面积、单价、总价，落款是赵工头的签名和日期。虽然简陋，但算是个证据。
苏晴点点头：“照片，挑几张能清楚看到楼盘、你们在干活、最好能看清人脸和工地环境的，洗出来。记工本保管好。这张条子，是重要证据，收好。”
然后，她压低声音，说了她的想法：“刘师傅，你看这样行不行。那个开发商，现在正想评‘市优工程’，还在打广告卖房子，最怕的就是闹出负面新闻，尤其是拖欠农民工工资这种敏感事件。你们直接去项目部闹，他们不怕，因为他们有合同，可以推给跑路的包工头。但如果你换一种方式……”
她停顿了一下，观察着大刘的反应。大刘屏住呼吸，紧紧盯着她。
“你找两个口齿清楚、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工友，带上那些照片、记工本、还有这张条子的复印件，不要直接去项目部，去找本地的电视台、报社的热线电话，或者那些喜欢曝光的网络自媒体，就说是‘求助’，不是‘闹事’。把事情经过说清楚，重点是：1. 你们干了活，有证据；2. 包工头跑了，你们找不到；3. 开发商（项目部）说钱给了包工头，但不管你们死活，你们走投无路；4. 强调你们只想拿回血汗钱，家里等米下锅，孩子要上学。态度要可怜，要讲理，要突出开发商的‘冷漠’和你们‘合法合理’的诉求。”
大刘的眼睛一点点亮起来。
“但记住，”苏晴加重语气，“别提任何‘听说’、‘可能’的事情，比如赵工头和项目部是不是一伙的，没有证据，绝对不能说。只说事实，就是你们干了活，没拿到钱，开发商不管。诉求也很简单：要么开发商先垫付你们的工钱（强调是垫付，不是他们责任），他们再去向赵工头追偿；要么，开发商出面，帮你们一起找赵工头，或者报警立案。你们愿意配合任何合法调查。”
“这叫……舆论施压？”大刘似乎听过这个词。
“对，但也是有策略的舆论施压。”苏晴点头，“你们是弱者，是受害者。媒体喜欢这种有冲突、有故事、又能体现‘正义’的题材。开发商要脸，要名声，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。他们未必真怕你们告，但他们肯定怕负面新闻影响评优和卖房。你们把证据摆出来，诉求合情合理合法，媒体一报道，舆论压力就来了。到时候，不用你们去闹，开发商的公关部、甚至高层，就会主动找你们谈了。他们为了尽快平息事态，很可能愿意先拿出一部分钱来‘解决’问题，哪怕他们心里觉得自己冤。”
大刘激动地站起来，在狭小的屋子里走了两步，又坐下，用力搓着脸：“罗师傅，你这法子……听着靠谱！比我们一帮大老粗去堵门、爬塔吊强！可是……找媒体，我们也不认识人啊，人家能理我们吗？”
苏晴从那个破平板电脑上调出几个本地民生类新闻栏目的热线电话、几个知名本地论坛的“曝光台”板块，以及两个在本地小有名气、经常报道维权事件的个人自媒体博主的联系方式，抄在一张纸上，递给大刘。
“这些电话和网址，你们可以试试。打电话的时候，把事情说清楚，证据准备好。去论坛发帖，把照片拍清楚，文字写明白。重点突出‘农民工’、‘血汗钱’、‘开发商不管’、‘求曝光求助’这些关键词。如果一家不行，就多试几家。记住，打电话、发帖的时候，用你们自己的手机，但别说是我告诉你们的。就说是听工友或老乡说的。”
大刘接过纸条，像捧着救命稻草，手都有些发抖。“罗师傅，这……这真是太谢谢你了！这、这得多少钱？我现在手头紧，等……”
“等你要到钱了再说。”苏晴打断他，语气平淡，“如果这法子能成，你再谢我不迟。如果不成，就当我没说过。记住，整个过程，依法依规，只讲事实，不说过头话，不做过激行为。你们的目的是拿回工钱，不是跟谁结仇。拿到钱，事情了结，就撤。别被人当枪使，也别想着借机敲一笔，那性质就变了，你们就不占理了。”
“我懂！我懂！”大刘连连点头，“我们就要我们该得的！绝不多要一分昧心钱！”
“还有，”苏晴看着他，眼神认真，“如果……我是说如果，开发商那边私下找你，愿意给钱，但要求你签什么‘和解协议’、‘保密协议’之类的，条款一定要看清楚，不懂就问，或者找个稍微懂点法律的朋友看看。别稀里糊涂签了字，后面又出幺蛾子。”
“好！好！我一定记住！”大刘将纸条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，又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、用橡皮筋捆着的塑料袋，里面是一些零散的钞票。他数出两百块，放在旁边的木箱上，脸上露出恳切和不好意思的表情：“罗师傅，这……一点心意，你先拿着，买包烟抽。等事情成了，我再……”
苏晴看着那叠沾着汗渍和尘土的零钱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伸手，从里面抽出了一张五十元的钞票，将其他的推了回去。
“就这些。多了，事情不成，我拿着烫手。成了，你再看着给。”她的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，“记住，出去后，别提我这里，对谁都别说。我是看在老王面子上，也是看你们确实不容易。走吧，按我说的去试试。”
大刘千恩万谢地走了，脚步虽然依旧沉重，但腰杆似乎挺直了一些，眼中重新有了神采。
苏晴关上门，拿起那张皱巴巴的五十元钞票。这不是她“磐石信息咨询”的第一笔收入，但却是第一笔，基于她主动提供的信息分析和策略建议，客户心甘情愿支付的、带有“咨询”性质的费用。虽然只有五十元，微不足道。但它代表的意义，远远超过面值。
她没有动用任何非常规手段，没有去调查赵工头的下落（那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），也没有去挖掘开发商或项目部的黑料（那风险太高）。她只是利用公开信息（开发商的近期动向、媒体关注点）、对人性的把握（开发商要面子怕负面新闻）、以及基本的博弈策略（弱者如何利用规则和舆论争取最大权益），为大刘指出了一条在现有规则框架内，相对可行、风险可控的路径。
这是“磐石信息咨询”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单业务：基于信息整合与策略分析的解决方案咨询，而非简单的信息售卖或牵线搭桥。 她提供的不是“关系”，不是“黑料”，而是“思路”和“方法”。这种方法，合法，低调，却能直击要害。
几天后，大刘没有再来。但苏晴在浏览本地一个民生论坛时，看到了一个标题为《血汗钱被卷走，XX楼盘项目部冷漠回应，我们十几名农民工何去何从？》的帖子，里面附了工地照片、记工本局部、以及那张手写协议的模糊照片。帖子文笔朴实，但条理清楚，诉求明确，跟帖中已有不少网友声援，要求开发商给个说法。又过了一天，她在本地电视台一档民生新闻节目的滚动预告中，看到了“农民工讨薪无门，谁该为他们的血汗钱负责？”的标题，虽然镜头一闪而过，但她似乎看到了大刘一个工友模糊的身影。
她没有去打听后续。她知道，当舆论开始发酵，开发商的公关部门就不得不介入了。结果无非两种：要么开发商为了平息事态，掏钱“解决”；要么他们态度强硬，把事情闹大，最终在政府介入下解决。无论如何，大刘他们拿回部分甚至全部工钱的概率，大大增加了。
这件事，像一颗投入死水中的石子，在苏晴（罗梓）沉寂的生活和刚刚起步的“事业”中，漾开了一圈细微的涟漪。这涟漪，首先体现在老王看她的眼神里。
几天后，老王在结账时，多塞给了她二十块钱，说是“奖金”，然后状似无意地提了一句：“大刘那边，好像有眉目了，开发商那边松口了，答应先垫付一部分。那小子，嘴还挺严，没说是谁出的主意，就说是自己琢磨的。不过，罗啊，”老王抽了口烟，眯着眼看着她，“你这丫头，是有点不一样。脑子活，看得明白。以后……说不定还有麻烦你的时候。”
苏晴只是低头接过钱，轻声说：“谢谢王叔。我就是瞎琢磨，碰巧了。”
但“碰巧”的事情，似乎开始接二连三。
先是菜市场里另一个卖水产的摊主，因为进货渠道被上游批发商卡了脖子，价格被抬高，生意难做，听说了大刘的事（虽然不知道细节），也拐弯抹角地通过一个相熟的菜贩，找到苏晴，想问问有没有“别的路子”能进到便宜又靠谱的货。苏晴没有直接给他介绍渠道（她没有），而是帮他分析了附近几个大型水产批发市场的价格波动规律、不同时间段进货的优劣，以及几家信誉尚可的中小批发商的评价（这些信息来自她平时的观察、听摊主们闲聊、以及偶尔浏览的本地批发行业论坛）。摊主将信将疑地去试了试，虽然没找到“完美”的渠道，但确实避开了一个价格虚高的坑，换了一个性价比稍好的批发商，对苏晴很是感谢，硬塞给她两条不大的鲫鱼。
接着，是家属区里一个经常在街口下棋的退休老工人，儿子想开个小吃店，看中了一个转让的店面，但吃不准转让费是否合理，周边人流量到底如何，听说“租地下室那姑娘有点门道”，也提着两斤水果找上门，吞吞吐吐地咨询。苏晴同样没有给出“是”或“否”的明确答案，而是教了老人几个土法子：在不同时段去目标店面附近数人头（早、中、晚、工作日、周末）；观察周边同类店铺的经营状况和客流；去附近小区和单位门口随机问问潜在客群；甚至去查查那个店面上一次转让的时间和信息（通过街坊邻居旁敲侧击）。老人如获至宝，虽然方法笨，但觉得靠谱。
这些“业务”，零零散散，报酬微薄（一条鱼，两斤水果，或者几十块钱），甚至很多时候是义务帮忙。但苏晴来者不拒。她提供的“咨询”，始终恪守着几条她自己划定的红线：不涉及明显违法乱纪，不触碰敏感领域（如“灰隼”、林世昌相关），不提供无法核实或来源可疑的“内幕”，不做出任何确定性承诺，只提供基于公开信息、常识分析和逻辑推断的“思路”与“方法参考”。
她像一只最耐心的蜘蛛，以那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为原点，以菜市场、家属区、街心公园为辐射范围，缓慢地、谨慎地编织着一张极其细微、几乎看不见的信息网络。这张网捕捉的不是大鱼，而是最底层的生存焦虑、最实际的信息需求、以及那些在主流信息渠道中容易被忽略的、真实世界的微弱脉搏。
她帮人分析哪个区域的夜市摊位更有潜力，帮人核对一份简单的租房合同里可能存在的陷阱，帮人解读一项新出台的、与小商户有关的税收减免政策，甚至帮一个担心孩子沉迷网络的母亲，分析了几款主流“家长控制”软件的优劣（基于她恢复T60硬盘时积累的浅薄电脑知识）。
她开始有意识地整理和分类这些接触到的问题和信息，在小本子上建立简单的档案。哪些是高频需求（租房、合同、政策、找工），哪些信息源有价值（特定行业的老师傅、某些部门的底层办事员、喜欢闲聊的老人），哪些方法是有效的（实地观察、交叉验证、利用公开投诉渠道、借助舆论但不滥用）。
“磐石信息咨询工作室”，这个虚无的招牌，在这个城市最不起眼的角落，在最卑微的人群中，竟然真的开始有了极其微弱、却真实存在的“口碑”。虽然这“口碑”仅限于“那个住地下室、有点孤僻但脑子挺好使的姑娘/小罗，打听事情、琢磨路子有点门道，嘴也严实。”
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，没有人深究她的来历。在生存压力面前，人们只关心她提供的信息和方法是否有用，是否能用最小的代价解决眼前的麻烦。这种基于最直接功利性的信任，虽然脆弱，却也让苏晴（罗梓）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安全感——她隐藏在一群为生活奔波的小人物之中，用最不起眼的方式，重新建立着与这个世界的连接，并从中汲取着养分和掩护。
阿昌和小石头那边，没有再主动联系她。但她知道那条线还在。有时她晚上回去，会在门口发现用塑料袋装着的、还温热的烤红薯或几个煮鸡蛋，没有字条，但她知道是谁放的。这是一种沉默的守望，让她在冰冷的算计和艰难的谋生中，偶尔还能感受到一丝来自同类的、不带任何目的的暖意。
sysop的广播没有再出现。那个加密的商业情报包，她暂时没有更好的解密思路。关于“灰隼”、关于东海坐标、关于林世昌的阴谋，一切都沉在冰冷的水面之下，蛰伏着，涌动着。
但她不再像最初那样焦虑和绝望。她有了一个据点，有了一份虽然微薄但正在缓慢增长的、属于自己的“事业”，有了一张虽然脆弱但正在延伸的、属于“罗梓”的信息网络。她依然贫穷，依然危险，依然在黑暗中独自前行。但脚下，似乎不再是虚无的深渊，而是布满碎石、却终于能踩实的、坚硬而粗糙的土地。
废墟之上，新芽未萌。但土壤之下，那些细若游丝的根须，在经历了最初的挣扎和试探后，似乎真的找到了一些微弱的水分和养分，开始以几乎无法察觉的速度，向着更深处、更黑暗处，坚定地蔓延开去。
这天傍晚，苏晴结束一天的工作，揣着刚刚收到的、帮人看了一份简单的加盟合同后得到的五十元“咨询费”，买了两个馒头和一小包榨菜，慢慢走回“工作室”。夕阳的余晖将破败的家属区染上一层昏黄，空气中飘荡着各家各户做饭的混杂气味。
就在她走到那栋筒子楼楼下时，一个身影从斜刺里闪出，挡在了她面前。
不是小石头，也不是阿昌。
是一个穿着不合身西装、头发梳得油光水滑、脸上带着市侩笑容的陌生男人。他手里拿着一张名片，递到苏晴面前，笑容可掬，眼神却像钩子一样在她脸上身上打量。
“哟，这位就是罗梓，罗小姐吧？幸会幸会。”男人开口，声音带着一种刻意的热情，“自我介绍一下，鄙姓胡，朋友们给面子，叫一声‘老胡’。有点小事，想跟罗小姐聊聊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，赏脸吃个便饭？”
苏晴的心，瞬间沉了下去。手指，悄悄捏紧了口袋里那枚一直随身携带的、磨尖了的牙刷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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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者是一个四十多岁、身材矮壮、皮肤粗糙、手指关节粗大的男人，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，裤腿上沾着干涸的泥点和油漆渍。他自称姓刘，是城西一处工地上的泥瓦工小头目，大家都叫他“大刘”。大刘找到“工作室”的路径，是通过老王——菜市场的猪肉贩老王。
“老王说，你这丫头……呃，罗师傅，”大刘搓着手，显得有些局促，但眼神里透着一种被逼到墙角的焦虑，“脑子灵，嘴严实，能打听到些一般人摸不着门道的事儿。我……我这儿遇上点麻烦，实在没辙了，想请你给琢磨琢磨。”
苏晴（罗梓）当时正坐在那把吱呀作响的椅子上，用捡来的、屏幕有裂痕的旧平板电脑（用最后一点积蓄从一个收废品的手里换的，只能勉强开机，看看本地新闻和论坛）浏览着近期的本地招工信息和政策变动。听到敲门声和这开场白，她心里微微一动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指了指地上那个充当凳子的砖块，示意对方坐下，又从那个掉了漆的暖水瓶里倒了杯白开水递过去。
“刘师傅，坐。慢慢说。我就是个帮忙打听消息的，不一定能帮上忙。”她的声音依旧带着刻意的、与“罗梓”身份相符的沙哑和怯懦，但语气平稳。
大刘接过水，没喝，放在旁边的破木箱上，叹了口气，开始倒苦水。
事情不算复杂，但很棘手。大刘带着十几个老乡，在城西一个新开发的楼盘工地做外墙抹灰的活，包工头姓赵，以前合作过两次，结款虽然拖拉，但最后总能结清。这次工程量大，赵工头拍胸脯保证工程款没问题，大刘就垫钱买了部分材料和工具，带着兄弟们干了三个多月。眼看主体快完工，该结第二笔进度款了，赵工头却开始玩失踪，电话不接，人找不到。大刘去项目部打听，项目部的说法是工程款已经按合同付给了赵工头指定的公司账户，至于赵工头为什么没给下面人发钱，他们不管，让大刘自己去找赵工头。
“我去他妈的自己找！”大刘说到激动处，脸涨得通红，“那姓赵的指定是个皮包公司！现在人跑了，电话关机，住的地方也退了！项目部那边推得一干二净，说他们只认合同，钱付了，就没他们事了。我们十几号人，干了三个月，拿不到钱，材料钱还是我垫的！家里老婆孩子等着吃饭，兄弟们天天堵我门！我、我他妈真想……”
他拳头攥得紧紧的，眼里布满血丝，那是走投无路的绝望和愤怒。
“报警了吗？”苏晴问。
“报了！”大刘更气了，“警察说这是经济纠纷，让我们去法院起诉。起诉？我他妈一个泥瓦匠，字都认不全，去哪起诉？请律师？哪来的钱？等法院判下来，黄花菜都凉了！项目部那帮人就是吃准了我们这些大老粗不懂法、耗不起！”
很常见的套路。包工头卷款跑路，开发商/总包方推卸责任，农民工投诉无门。法律途径漫长且成本高，往往是拖到农民工自己放弃，或者引发群体事件，才会被重视。
“你想让我帮你什么？”苏晴看着他，“找到那个赵工头？还是想办法从项目部把钱要回来？”
大刘抬起头，眼中燃起一丝希望：“都、都行！能找到姓赵的狗东西最好，就算找不到人，能知道他把钱弄到哪个窟窿里去了，或者……能让项目部那边吐点钱出来，哪怕先给一部分，让我把兄弟们的工钱结了，材料钱我自己扛着都行！”他顿了顿，压低声音，“老王说你路子有点野，认识些三教九流的人，消息也灵通……你看，能不能帮忙打听打听，那个姓赵的，跑路前都跟什么人接触过？他平时好赌，会不会是欠了赌债跑路了？还是说，他那个皮包公司，跟项目部的人，根本就是一伙的，唱双簧坑我们？”
苏晴沉默了一会儿。大刘的问题，核心是“信息”。赵工头的下落，他的社会关系，他的资金去向，他与项目部的真实关系。这些信息，对于有资源有人脉的人来说，或许不难查。但对于大刘这样身处最底层的农民工，无异于盲人摸象。
她手头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去调查一个跑路的包工头。但，她或许有别的办法。
“刘师傅，”她缓缓开口，声音依旧平稳，“找到赵工头本人，或者查清他资金的详细去向，我做不到。我没那个本事，也没那个人脉。”
大刘眼中的光暗淡下去。
“但是，”苏晴话锋一转，“如果你只是想让项目部那边‘主动’坐下来跟你谈，甚至先拿出一部分钱来应急，或许……有别的路子可以试试。”
大刘猛地抬起头：“什么路子？”
“你们干活的那个楼盘，叫什么名字？开发商是谁？项目部负责人的名字，你知道吗？”苏晴问。
大刘连忙点头，报出了楼盘名、开发商（一个本地小有名气的房企），以及项目部经理的姓氏。
苏晴在心里快速搜索着记忆。她这几天浏览本地新闻和论坛，对这个开发商有点印象，似乎最近在积极申请某个“市优工程”的评选，还在媒体上宣传过他们的“和谐用工”、“保障农民工权益”的举措。至于那个楼盘，好像也准备在近期搞一个“业主开放日”或者预售活动，正在预热造势。
“刘师傅，你们手里，有能证明你们在那个工地干活的证据吗？比如，有你们在工地干活的照片、视频？有没有签过什么记工单、临时协议之类的？哪怕只是你们自己记的工日本子？”苏晴问。
“有！有！”大刘连连点头，“我们有记工的本子，每个人干了多少天，都有记。照片……手机里有一些，平时瞎拍的，有拍到楼和我们人的。协议……就一张赵工头手写的条子，写着工程量和大致的工钱，签了他的名，但没盖章。”
“条子还在吗？”
“在！我一直贴身放着！”大刘赶紧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塑料布仔细包着的纸条，展开。上面是歪扭的字迹，写明了某楼栋外墙抹灰的面积、单价、总价，落款是赵工头的签名和日期。虽然简陋，但算是个证据。
苏晴点点头：“照片，挑几张能清楚看到楼盘、你们在干活、最好能看清人脸和工地环境的，洗出来。记工本保管好。这张条子，是重要证据，收好。”
然后，她压低声音，说了她的想法：“刘师傅，你看这样行不行。那个开发商，现在正想评‘市优工程’，还在打广告卖房子，最怕的就是闹出负面新闻，尤其是拖欠农民工工资这种敏感事件。你们直接去项目部闹，他们不怕，因为他们有合同，可以推给跑路的包工头。但如果你换一种方式……”
她停顿了一下，观察着大刘的反应。大刘屏住呼吸，紧紧盯着她。
“你找两个口齿清楚、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工友，带上那些照片、记工本、还有这张条子的复印件，不要直接去项目部，去找本地的电视台、报社的热线电话，或者那些喜欢曝光的网络自媒体，就说是‘求助’，不是‘闹事’。把事情经过说清楚，重点是：1. 你们干了活，有证据；2. 包工头跑了，你们找不到；3. 开发商（项目部）说钱给了包工头，但不管你们死活，你们走投无路；4. 强调你们只想拿回血汗钱，家里等米下锅，孩子要上学。态度要可怜，要讲理，要突出开发商的‘冷漠’和你们‘合法合理’的诉求。”
大刘的眼睛一点点亮起来。
“但记住，”苏晴加重语气，“别提任何‘听说’、‘可能’的事情，比如赵工头和项目部是不是一伙的，没有证据，绝对不能说。只说事实，就是你们干了活，没拿到钱，开发商不管。诉求也很简单：要么开发商先垫付你们的工钱（强调是垫付，不是他们责任），他们再去向赵工头追偿；要么，开发商出面，帮你们一起找赵工头，或者报警立案。你们愿意配合任何合法调查。”
“这叫……舆论施压？”大刘似乎听过这个词。
“对，但也是有策略的舆论施压。”苏晴点头，“你们是弱者，是受害者。媒体喜欢这种有冲突、有故事、又能体现‘正义’的题材。开发商要脸，要名声，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。他们未必真怕你们告，但他们肯定怕负面新闻影响评优和卖房。你们把证据摆出来，诉求合情合理合法，媒体一报道，舆论压力就来了。到时候，不用你们去闹，开发商的公关部、甚至高层，就会主动找你们谈了。他们为了尽快平息事态，很可能愿意先拿出一部分钱来‘解决’问题，哪怕他们心里觉得自己冤。”
大刘激动地站起来，在狭小的屋子里走了两步，又坐下，用力搓着脸：“罗师傅，你这法子……听着靠谱！比我们一帮大老粗去堵门、爬塔吊强！可是……找媒体，我们也不认识人啊，人家能理我们吗？”
苏晴从那个破平板电脑上调出几个本地民生类新闻栏目的热线电话、几个知名本地论坛的“曝光台”板块，以及两个在本地小有名气、经常报道维权事件的个人自媒体博主的联系方式，抄在一张纸上，递给大刘。
“这些电话和网址，你们可以试试。打电话的时候，把事情说清楚，证据准备好。去论坛发帖，把照片拍清楚，文字写明白。重点突出‘农民工’、‘血汗钱’、‘开发商不管’、‘求曝光求助’这些关键词。如果一家不行，就多试几家。记住，打电话、发帖的时候，用你们自己的手机，但别说是我告诉你们的。就说是听工友或老乡说的。”
大刘接过纸条，像捧着救命稻草，手都有些发抖。“罗师傅，这……这真是太谢谢你了！这、这得多少钱？我现在手头紧，等……”
“等你要到钱了再说。”苏晴打断他，语气平淡，“如果这法子能成，你再谢我不迟。如果不成，就当我没说过。记住，整个过程，依法依规，只讲事实，不说过头话，不做过激行为。你们的目的是拿回工钱，不是跟谁结仇。拿到钱，事情了结，就撤。别被人当枪使，也别想着借机敲一笔，那性质就变了，你们就不占理了。”
“我懂！我懂！”大刘连连点头，“我们就要我们该得的！绝不多要一分昧心钱！”
“还有，”苏晴看着他，眼神认真，“如果……我是说如果，开发商那边私下找你，愿意给钱，但要求你签什么‘和解协议’、‘保密协议’之类的，条款一定要看清楚，不懂就问，或者找个稍微懂点法律的朋友看看。别稀里糊涂签了字，后面又出幺蛾子。”
“好！好！我一定记住！”大刘将纸条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，又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、用橡皮筋捆着的塑料袋，里面是一些零散的钞票。他数出两百块，放在旁边的木箱上，脸上露出恳切和不好意思的表情：“罗师傅，这……一点心意，你先拿着，买包烟抽。等事情成了，我再……”
苏晴看着那叠沾着汗渍和尘土的零钱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伸手，从里面抽出了一张五十元的钞票，将其他的推了回去。
“就这些。多了，事情不成，我拿着烫手。成了，你再看着给。”她的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，“记住，出去后，别提我这里，对谁都别说。我是看在老王面子上，也是看你们确实不容易。走吧，按我说的去试试。”
大刘千恩万谢地走了，脚步虽然依旧沉重，但腰杆似乎挺直了一些，眼中重新有了神采。
苏晴关上门，拿起那张皱巴巴的五十元钞票。这不是她“磐石信息咨询”的第一笔收入，但却是第一笔，基于她主动提供的信息分析和策略建议，客户心甘情愿支付的、带有“咨询”性质的费用。虽然只有五十元，微不足道。但它代表的意义，远远超过面值。
她没有动用任何非常规手段，没有去调查赵工头的下落（那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），也没有去挖掘开发商或项目部的黑料（那风险太高）。她只是利用公开信息（开发商的近期动向、媒体关注点）、对人性的把握（开发商要面子怕负面新闻）、以及基本的博弈策略（弱者如何利用规则和舆论争取最大权益），为大刘指出了一条在现有规则框架内，相对可行、风险可控的路径。
这是“磐石信息咨询”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单业务：基于信息整合与策略分析的解决方案咨询，而非简单的信息售卖或牵线搭桥。 她提供的不是“关系”，不是“黑料”，而是“思路”和“方法”。这种方法，合法，低调，却能直击要害。
几天后，大刘没有再来。但苏晴在浏览本地一个民生论坛时，看到了一个标题为《血汗钱被卷走，XX楼盘项目部冷漠回应，我们十几名农民工何去何从？》的帖子，里面附了工地照片、记工本局部、以及那张手写协议的模糊照片。帖子文笔朴实，但条理清楚，诉求明确，跟帖中已有不少网友声援，要求开发商给个说法。又过了一天，她在本地电视台一档民生新闻节目的滚动预告中，看到了“农民工讨薪无门，谁该为他们的血汗钱负责？”的标题，虽然镜头一闪而过，但她似乎看到了大刘一个工友模糊的身影。
她没有去打听后续。她知道，当舆论开始发酵，开发商的公关部门就不得不介入了。结果无非两种：要么开发商为了平息事态，掏钱“解决”；要么他们态度强硬，把事情闹大，最终在政府介入下解决。无论如何，大刘他们拿回部分甚至全部工钱的概率，大大增加了。
这件事，像一颗投入死水中的石子，在苏晴（罗梓）沉寂的生活和刚刚起步的“事业”中，漾开了一圈细微的涟漪。这涟漪，首先体现在老王看她的眼神里。
几天后，老王在结账时，多塞给了她二十块钱，说是“奖金”，然后状似无意地提了一句：“大刘那边，好像有眉目了，开发商那边松口了，答应先垫付一部分。那小子，嘴还挺严，没说是谁出的主意，就说是自己琢磨的。不过，罗啊，”老王抽了口烟，眯着眼看着她，“你这丫头，是有点不一样。脑子活，看得明白。以后……说不定还有麻烦你的时候。”
苏晴只是低头接过钱，轻声说：“谢谢王叔。我就是瞎琢磨，碰巧了。”
但“碰巧”的事情，似乎开始接二连三。
先是菜市场里另一个卖水产的摊主，因为进货渠道被上游批发商卡了脖子，价格被抬高，生意难做，听说了大刘的事（虽然不知道细节），也拐弯抹角地通过一个相熟的菜贩，找到苏晴，想问问有没有“别的路子”能进到便宜又靠谱的货。苏晴没有直接给他介绍渠道（她没有），而是帮他分析了附近几个大型水产批发市场的价格波动规律、不同时间段进货的优劣，以及几家信誉尚可的中小批发商的评价（这些信息来自她平时的观察、听摊主们闲聊、以及偶尔浏览的本地批发行业论坛）。摊主将信将疑地去试了试，虽然没找到“完美”的渠道，但确实避开了一个价格虚高的坑，换了一个性价比稍好的批发商，对苏晴很是感谢，硬塞给她两条不大的鲫鱼。
接着，是家属区里一个经常在街口下棋的退休老工人，儿子想开个小吃店，看中了一个转让的店面，但吃不准转让费是否合理，周边人流量到底如何，听说“租地下室那姑娘有点门道”，也提着两斤水果找上门，吞吞吐吐地咨询。苏晴同样没有给出“是”或“否”的明确答案，而是教了老人几个土法子：在不同时段去目标店面附近数人头（早、中、晚、工作日、周末）；观察周边同类店铺的经营状况和客流；去附近小区和单位门口随机问问潜在客群；甚至去查查那个店面上一次转让的时间和信息（通过街坊邻居旁敲侧击）。老人如获至宝，虽然方法笨，但觉得靠谱。
这些“业务”，零零散散，报酬微薄（一条鱼，两斤水果，或者几十块钱），甚至很多时候是义务帮忙。但苏晴来者不拒。她提供的“咨询”，始终恪守着几条她自己划定的红线：不涉及明显违法乱纪，不触碰敏感领域（如“灰隼”、林世昌相关），不提供无法核实或来源可疑的“内幕”，不做出任何确定性承诺，只提供基于公开信息、常识分析和逻辑推断的“思路”与“方法参考”。
她像一只最耐心的蜘蛛，以那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为原点，以菜市场、家属区、街心公园为辐射范围，缓慢地、谨慎地编织着一张极其细微、几乎看不见的信息网络。这张网捕捉的不是大鱼，而是最底层的生存焦虑、最实际的信息需求、以及那些在主流信息渠道中容易被忽略的、真实世界的微弱脉搏。
她帮人分析哪个区域的夜市摊位更有潜力，帮人核对一份简单的租房合同里可能存在的陷阱，帮人解读一项新出台的、与小商户有关的税收减免政策，甚至帮一个担心孩子沉迷网络的母亲，分析了几款主流“家长控制”软件的优劣（基于她恢复T60硬盘时积累的浅薄电脑知识）。
她开始有意识地整理和分类这些接触到的问题和信息，在小本子上建立简单的档案。哪些是高频需求（租房、合同、政策、找工），哪些信息源有价值（特定行业的老师傅、某些部门的底层办事员、喜欢闲聊的老人），哪些方法是有效的（实地观察、交叉验证、利用公开投诉渠道、借助舆论但不滥用）。
“磐石信息咨询工作室”，这个虚无的招牌，在这个城市最不起眼的角落，在最卑微的人群中，竟然真的开始有了极其微弱、却真实存在的“口碑”。虽然这“口碑”仅限于“那个住地下室、有点孤僻但脑子挺好使的姑娘/小罗，打听事情、琢磨路子有点门道，嘴也严实。”
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，没有人深究她的来历。在生存压力面前，人们只关心她提供的信息和方法是否有用，是否能用最小的代价解决眼前的麻烦。这种基于最直接功利性的信任，虽然脆弱，却也让苏晴（罗梓）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安全感——她隐藏在一群为生活奔波的小人物之中，用最不起眼的方式，重新建立着与这个世界的连接，并从中汲取着养分和掩护。
阿昌和小石头那边，没有再主动联系她。但她知道那条线还在。有时她晚上回去，会在门口发现用塑料袋装着的、还温热的烤红薯或几个煮鸡蛋，没有字条，但她知道是谁放的。这是一种沉默的守望，让她在冰冷的算计和艰难的谋生中，偶尔还能感受到一丝来自同类的、不带任何目的的暖意。
sysop的广播没有再出现。那个加密的商业情报包，她暂时没有更好的解密思路。关于“灰隼”、关于东海坐标、关于林世昌的阴谋，一切都沉在冰冷的水面之下，蛰伏着，涌动着。
但她不再像最初那样焦虑和绝望。她有了一个据点，有了一份虽然微薄但正在缓慢增长的、属于自己的“事业”，有了一张虽然脆弱但正在延伸的、属于“罗梓”的信息网络。她依然贫穷，依然危险，依然在黑暗中独自前行。但脚下，似乎不再是虚无的深渊，而是布满碎石、却终于能踩实的、坚硬而粗糙的土地。
废墟之上，新芽未萌。但土壤之下，那些细若游丝的根须，在经历了最初的挣扎和试探后，似乎真的找到了一些微弱的水分和养分，开始以几乎无法察觉的速度，向着更深处、更黑暗处，坚定地蔓延开去。
这天傍晚，苏晴结束一天的工作，揣着刚刚收到的、帮人看了一份简单的加盟合同后得到的五十元“咨询费”，买了两个馒头和一小包榨菜，慢慢走回“工作室”。夕阳的余晖将破败的家属区染上一层昏黄，空气中飘荡着各家各户做饭的混杂气味。
就在她走到那栋筒子楼楼下时，一个身影从斜刺里闪出，挡在了她面前。
不是小石头，也不是阿昌。
是一个穿着不合身西装、头发梳得油光水滑、脸上带着市侩笑容的陌生男人。他手里拿着一张名片，递到苏晴面前，笑容可掬，眼神却像钩子一样在她脸上身上打量。
“哟，这位就是罗梓，罗小姐吧？幸会幸会。”男人开口，声音带着一种刻意的热情，“自我介绍一下，鄙姓胡，朋友们给面子，叫一声‘老胡’。有点小事，想跟罗小姐聊聊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，赏脸吃个便饭？”
苏晴的心，瞬间沉了下去。手指，悄悄捏紧了口袋里那枚一直随身携带的、磨尖了的牙刷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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