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8章 共注臣轨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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贞观二十五年的深秋，长安城笼罩在一片肃杀的金黄与萧瑟之中。然而，宫廷与朝堂之内，却因“建言十二事”部分政策的成功推行、皇后智囊团“北门学士”的悄然运转，以及由此带来的微妙权力格局变化，而涌动着一股与季节截然不同的、充满思辨与建构意味的暗流。武媚娘的政治声望与影响力，如同秋日经霜的果实，日渐沉实饱满。但她也清醒地意识到，声望的巩固与权力的延伸，不能仅仅依靠零散的政策成功和个人的政治手腕，更需要一套系统的、能体现其治国理念、并能为广大官员（尤其是中下层官员）所理解、认同乃至遵循的思想准则与行为规范。她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官僚伦理层面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与评价标准，以引导、约束官员行为，凝聚政治共识，并为未来更深层次的改革铺平道路。
这个念头，在她与“北门学士”的日常探讨中逐渐清晰，也在与李瑾通过隐秘渠道进行的数次“学术交流”中不断深化。李瑾对此深表赞同。他认为，当前朝政虽有“实学”新政推进，但官员队伍的思想混乱、标准不一现象依然严重。许多官员，尤其是中下层和地方官员，对“忠君体国”、“勤政爱民”的理解仍停留在空洞的道德口号，缺乏具体、可操作的指引；对新政的理解也深浅不一，执行中常出现偏差。若能制定一部既秉承儒家正统伦理、又融合当前“新政”精神、且对官员日常行为有具体指导意义的“官箴”或“臣轨”，无疑将对澄清吏治、统一思想、稳定朝局产生深远影响。更重要的是，这能巧妙地将皇后（未来可能还包括皇帝）的政治理念，以“经典注疏”或“行为规范”的“非政治”形式，渗透到官僚体系的毛细血管中。
这个构想，与武媚娘的想法不谋而合。两人很快决定，合作撰写一部名为《臣轨》的著作。由武媚娘提出核心思想、总体框架与政治要求，李瑾则负责结合具体政务、吏治实例与“实学”理念进行阐释、补充和润色，使其既有理论高度，又有实践指导性。具体的文字工作，则可以交由已受“新学”熏陶、文笔渐趋成熟的“北门学士”元万顷、刘祎之等人来承担初稿起草与资料收集。如此，既能保证核心思想不走样，又能发挥各自所长，提高效率，还能进一步锻炼“北门学士”的团队。
这个计划得到了皇帝李治的首肯。当武媚娘以“ 感 念 陛 下 勤 政 爱 民， 欲 与 李 相 及 几 位 学 士 共 同 编 纂 一 部 辑 录 古 今 贤 臣 嘉 言 懿 行、 阐 发 为 臣 之 道 的 册 子， 一 则 为 陛 下 分 忧， 二 则 亦 可 作 为 宫 中 皇 子、 公 主 教 化 之 用， 三 则 或 可 供 朝 中 有 志 之 士 参 考” 为由，向皇帝提出时，李治欣然应允，认为这是皇后“ 贤 德 好 学， 心 系 国 是”** 的又一体现，甚至表示“成书之后，朕要亲自御览”。
有了皇帝的支持，编纂工作便迅速启动。武媚娘亲自拟定了《臣轨》的大纲，分为 同 体、 至 忠、 守 道、 公 正、 匡 谏、 诚 信、 慎 密、 廉 洁、 良 将、 利 人 等十篇。每篇之下，又细分若干条目。她要求，此书不仅要引用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礼记》等经典，也要结合《贞观政要》及本朝明君贤臣（尤其是太宗皇帝）的言行，更要将“建言十二事”中体现的“劝农桑薄赋役”、“广言路杜谗言”、“益禀入”、“得进陟”等精神融入其中，并适当采纳“实学”重实效、利民生的理念。
编纂的核心地点，自然放在了“集贤斋”。这里环境僻静，资料相对齐全，且是“北门学士”的大本营。武媚娘每隔数日便会亲临，听取进度汇报，审阅已完成的篇章，提出修改意见，有时甚至会就某个具体条目的表述与元万顷、刘祎之等人进行激烈而深入的辩论。她的思路清晰，要求严格，尤其注重将抽象的道德要求与具体的政务实践相结合。例如，在“ 守 道”篇中讨论官员如何坚持原则时，她不仅要求引用“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”的古训，更要求加入具体案例，如面对上官不合理命令时应如何依法依规据理力争，同时又要注意方式方法，保全大局；在“ 利 人”篇中，她强调“利人”不能空谈仁政，而要落实到“劝课农桑以足食”、“兴修水利以防旱”、“平准物价以安民”等具体实务，并要求引入“新式农具推广”、“铜匦纳谏”等本朝新近实例。
然而，随着编纂的深入，一些问题也逐渐浮现。“北门学士”虽然才华横溢，经李瑾点拨后对“实学新政”也有了一定理解，但他们终究缺乏高层政治历练和实际处理复杂政务的经验。许多条目写出来，引经据典固然漂亮，但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，往往显得理想化或流于空泛，难以真正对官员起到精准的指导作用。尤其是在涉及官员考核、刑狱断案、边镇防务、财政度支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，他们的论述更是显得力不从心。
武媚娘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。她知道，要让《臣轨》真正具有权威性和实用性，成为未来官员的“行动指南”，而非一部束之高阁的道德说教，必须引入更强大的、兼具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外脑。这个人选，非李瑾莫属。他既有深厚的经史功底（能确保思想不偏离正统过远），又有丰富的“督行实务”经验，对吏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工程等各领域皆有涉猎且见解独到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深刻理解并认同她试图通过《臣轨》传达的政治理念。
于是，在《臣轨》编纂进入关键的中期阶段，武媚娘通过郭老夫人的渠道，向李瑾发出了“共注”的明确邀请。她将自己对当前稿件不足之处的分析、以及对未来内容深化的期望，写成了一份详细的纲要，连同已完成的数篇初稿，一并秘密送出。
数日后，李瑾的回信与厚厚一沓批注修改意见，被悄然送入集贤斋。在信中，他高度赞扬了武媚娘的总体构思与“北门学士”的前期工作，并针对初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，提出了系统的修改建议：
“ 殿 下 所 虑 极 是。《 臣 轨》 之 要， 不 在 辞 章 华 美， 而 在 能 指 导 行 止， 澄 清 吏 治， 统 一 思 想。 观 诸 稿， 道 德 之 论 多， 实 务 之 规 少； 原 则 之 说 多， 方 法 之 授 少。 此 为 一 病。 臣 之 愚 见， 可 从 以 下 数 端 着 力 改 进：”
“ 一 曰 ‘ 道 ’ ‘ 术 ’ 结 合， 以 ‘ 术 ’ 释 ‘ 道 ’。 如 ‘ 守 道 ’ 篇， 不 仅 要 讲 官 员 当 坚 守 何 种 道 义 原 则， 更 要 具 体 阐 明， 在 面 对 不 同 情 境（ 如 上 官 不 法、 同 僚 倾 轧、 民 情 汹 汹） 时， 如 何 运 用 现 有 法 度、 制 度 与 智 慧 来 坚 持 原 则， 保 全 自 身， 完 成 职 责。 可 引 用 本 朝 御 史 如 何 依 法 弹 劾、 地 方 循 吏 如 何 巧 妙 化 解 矛 盾 的 实 例。**”
“ 二 曰 融 入 ‘ 实 学 ’ 精 神， 强 调 实 效 与 数 据。 在 ‘ 廉 洁 ’、 ‘ 利 人 ’ 等 篇 中， 不 仅 要 求 官 员 清 廉 爱 民， 更 要 求 其 懂 得 如 何 有 效 地 ‘ 利 人 ’。 可 加 入 如 何 核 算 赋 役 以 使 民 不 困、 如 何 组 织 工 役 以 提 高 效 率、 如 何 利 用 新 式 农 具 与 技 法 增 产 等 具 体 方 法 论 的 讨 论， 并 强 调 以 实 际 效 果（ 如 仓 廪 增 实、 户 口 繁 衍、 诉 讼 减 少） 作 为 检 验 官 员 是 否 称 职 的 重 要 标 准。”
“ 三 曰 区 分 层 级 与 职 司， 增 强 针 对 性。 朝 廷 官 员， 上 至 宰 辅， 下 至 胥 吏， 职 责 不 同，《 臣 轨》 的 要 求 亦 应 有 所 侧 重。 可 在 相 关 篇 章 中， 对 不 同 级 别、 不 同 部 门 的 官 员， 提 出 更 具 体 的 行 为 规 范。 如 对 地 方 亲 民 官， 强 调 巡 行 乡 里、 听 讼 公 平； 对 财 赋 官， 强 调 账 目 清 晰、 杜 绝 侵 欺； 对 边 镇 将 领， 则 在 ‘ 良 将 ’ 篇 中 详 加 阐 述， 不 仅 要 求 忠 勇， 更 要 求 知 晓 天 时 地 利、 善 抚 士 卒、 明 察 敌 情。**”
“ 四 曰 正 面 引 导 与 负 面 禁 戒 相 结 合。 既 要 树 立 贤 臣 楷 模， 阐 明 应 为 之 事； 也 要 列 举 奸 佞 恶 行， 标 明 不 可 为 之 禁 区， 并 指 出 其 危 害。 如 在 ‘ 公 正 ’ 篇， 不 仅 要 讲 公 正 的 重 要 性， 也 要 具 体 描 述 徇 私 枉 法、 任 人 唯 亲 的 种 种 表 现 与 恶 果， 以 作 警 惕。**”
除了这些原则性建议，李瑾还对每一篇初稿都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。他在“ 同 体”篇旁批注，强调“君臣同体”不仅意味着忠诚，更意味着官员需深刻理解朝廷（皇帝、皇后）的施政意图，并主动创造性地执行；在“ 至 忠”篇，他补充了“忠”于职守、“忠”于百姓亦是“大忠”的观点；在“ 匡 谏”篇，他结合“铜匦”实践，详细论述了进谏的技巧、分寸与朝廷纳谏的责任；在“ 良 将”篇，他更是大段增补，引入“格物所”在军械改良、地图测绘、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新思路，要求将领不仅要勇猛，更要善于利用新技术、新工具提升战斗力。
武媚娘仔细研读了李瑾的回信与批注，眼中异彩连连。李瑾的见解，精准地切中了初稿的软肋，并为其注入了急需的“务实”灵魂与“可操作性”血肉。她立刻召集“北门学士”，将李瑾的意见传达下去，要求他们以此为指导，对全书进行大幅度修改和深化。同时，她也指示，在后续编纂中，遇到疑难或需要实务知识支撑之处，可直接以“学术请教”的名义，通过特定渠道向李瑾咨询。
自此，《臣轨》的编纂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武媚娘把握思想方向与政治高度，李瑾提供实务智慧与具体方法，“北门学士”则负责文字的雕琢、资料的整合与初稿的撰写。三方通过隐秘而高效的渠道紧密协作。武媚娘与李瑾之间，也就许多具体条目进行了数次深入的“笔谈”，有时是思想的共鸣与补充，有时是视角的差异与辩论，但最终都能在“巩固朝纲、推行新政、利国利民”的大目标下达成一致。这种超越常规君臣、甚至寻常盟友的、在思想建构层面的深度合作，使得他们对彼此的理解、信任与默契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。
集贤斋的灯火，常常亮至深夜。沙沙的书写声、低声的讨论声、翻阅典籍的哗啦声，交织成一段隐秘而庄严的乐章。一部旨在规范大唐帝国成千上万官员思想与行为的 典 章， 正 在 这 深 宫 一 隅， 在 一 位 皇 后、 一 位 宰 相 与 几 位 年 轻 学 士 的 共 同 努 力 下， 逐 渐 成 型。 它 不 仅 是 一 本 书， 更 是 武 媚 娘 政 治 蓝 图 的 重 要 一 环， 也 是 她 与 李 瑾 同 盟 关 系 深 化 的 又 一 座 里 程 碑**。
秋去冬来，当长安城落下第一场雪的时候，《臣轨》的全书初稿，终于宣告完成。接下来，将是更为精密的修订、润色，以及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将其呈于御前，颁行天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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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念头，在她与“北门学士”的日常探讨中逐渐清晰，也在与李瑾通过隐秘渠道进行的数次“学术交流”中不断深化。李瑾对此深表赞同。他认为，当前朝政虽有“实学”新政推进，但官员队伍的思想混乱、标准不一现象依然严重。许多官员，尤其是中下层和地方官员，对“忠君体国”、“勤政爱民”的理解仍停留在空洞的道德口号，缺乏具体、可操作的指引；对新政的理解也深浅不一，执行中常出现偏差。若能制定一部既秉承儒家正统伦理、又融合当前“新政”精神、且对官员日常行为有具体指导意义的“官箴”或“臣轨”，无疑将对澄清吏治、统一思想、稳定朝局产生深远影响。更重要的是，这能巧妙地将皇后（未来可能还包括皇帝）的政治理念，以“经典注疏”或“行为规范”的“非政治”形式，渗透到官僚体系的毛细血管中。
这个构想，与武媚娘的想法不谋而合。两人很快决定，合作撰写一部名为《臣轨》的著作。由武媚娘提出核心思想、总体框架与政治要求，李瑾则负责结合具体政务、吏治实例与“实学”理念进行阐释、补充和润色，使其既有理论高度，又有实践指导性。具体的文字工作，则可以交由已受“新学”熏陶、文笔渐趋成熟的“北门学士”元万顷、刘祎之等人来承担初稿起草与资料收集。如此，既能保证核心思想不走样，又能发挥各自所长，提高效率，还能进一步锻炼“北门学士”的团队。
这个计划得到了皇帝李治的首肯。当武媚娘以“ 感 念 陛 下 勤 政 爱 民， 欲 与 李 相 及 几 位 学 士 共 同 编 纂 一 部 辑 录 古 今 贤 臣 嘉 言 懿 行、 阐 发 为 臣 之 道 的 册 子， 一 则 为 陛 下 分 忧， 二 则 亦 可 作 为 宫 中 皇 子、 公 主 教 化 之 用， 三 则 或 可 供 朝 中 有 志 之 士 参 考” 为由，向皇帝提出时，李治欣然应允，认为这是皇后“ 贤 德 好 学， 心 系 国 是”** 的又一体现，甚至表示“成书之后，朕要亲自御览”。
有了皇帝的支持，编纂工作便迅速启动。武媚娘亲自拟定了《臣轨》的大纲，分为 同 体、 至 忠、 守 道、 公 正、 匡 谏、 诚 信、 慎 密、 廉 洁、 良 将、 利 人 等十篇。每篇之下，又细分若干条目。她要求，此书不仅要引用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礼记》等经典，也要结合《贞观政要》及本朝明君贤臣（尤其是太宗皇帝）的言行，更要将“建言十二事”中体现的“劝农桑薄赋役”、“广言路杜谗言”、“益禀入”、“得进陟”等精神融入其中，并适当采纳“实学”重实效、利民生的理念。
编纂的核心地点，自然放在了“集贤斋”。这里环境僻静，资料相对齐全，且是“北门学士”的大本营。武媚娘每隔数日便会亲临，听取进度汇报，审阅已完成的篇章，提出修改意见，有时甚至会就某个具体条目的表述与元万顷、刘祎之等人进行激烈而深入的辩论。她的思路清晰，要求严格，尤其注重将抽象的道德要求与具体的政务实践相结合。例如，在“ 守 道”篇中讨论官员如何坚持原则时，她不仅要求引用“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”的古训，更要求加入具体案例，如面对上官不合理命令时应如何依法依规据理力争，同时又要注意方式方法，保全大局；在“ 利 人”篇中，她强调“利人”不能空谈仁政，而要落实到“劝课农桑以足食”、“兴修水利以防旱”、“平准物价以安民”等具体实务，并要求引入“新式农具推广”、“铜匦纳谏”等本朝新近实例。
然而，随着编纂的深入，一些问题也逐渐浮现。“北门学士”虽然才华横溢，经李瑾点拨后对“实学新政”也有了一定理解，但他们终究缺乏高层政治历练和实际处理复杂政务的经验。许多条目写出来，引经据典固然漂亮，但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，往往显得理想化或流于空泛，难以真正对官员起到精准的指导作用。尤其是在涉及官员考核、刑狱断案、边镇防务、财政度支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，他们的论述更是显得力不从心。
武媚娘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。她知道，要让《臣轨》真正具有权威性和实用性，成为未来官员的“行动指南”，而非一部束之高阁的道德说教，必须引入更强大的、兼具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外脑。这个人选，非李瑾莫属。他既有深厚的经史功底（能确保思想不偏离正统过远），又有丰富的“督行实务”经验，对吏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工程等各领域皆有涉猎且见解独到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深刻理解并认同她试图通过《臣轨》传达的政治理念。
于是，在《臣轨》编纂进入关键的中期阶段，武媚娘通过郭老夫人的渠道，向李瑾发出了“共注”的明确邀请。她将自己对当前稿件不足之处的分析、以及对未来内容深化的期望，写成了一份详细的纲要，连同已完成的数篇初稿，一并秘密送出。
数日后，李瑾的回信与厚厚一沓批注修改意见，被悄然送入集贤斋。在信中，他高度赞扬了武媚娘的总体构思与“北门学士”的前期工作，并针对初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，提出了系统的修改建议：
“ 殿 下 所 虑 极 是。《 臣 轨》 之 要， 不 在 辞 章 华 美， 而 在 能 指 导 行 止， 澄 清 吏 治， 统 一 思 想。 观 诸 稿， 道 德 之 论 多， 实 务 之 规 少； 原 则 之 说 多， 方 法 之 授 少。 此 为 一 病。 臣 之 愚 见， 可 从 以 下 数 端 着 力 改 进：”
“ 一 曰 ‘ 道 ’ ‘ 术 ’ 结 合， 以 ‘ 术 ’ 释 ‘ 道 ’。 如 ‘ 守 道 ’ 篇， 不 仅 要 讲 官 员 当 坚 守 何 种 道 义 原 则， 更 要 具 体 阐 明， 在 面 对 不 同 情 境（ 如 上 官 不 法、 同 僚 倾 轧、 民 情 汹 汹） 时， 如 何 运 用 现 有 法 度、 制 度 与 智 慧 来 坚 持 原 则， 保 全 自 身， 完 成 职 责。 可 引 用 本 朝 御 史 如 何 依 法 弹 劾、 地 方 循 吏 如 何 巧 妙 化 解 矛 盾 的 实 例。**”
“ 二 曰 融 入 ‘ 实 学 ’ 精 神， 强 调 实 效 与 数 据。 在 ‘ 廉 洁 ’、 ‘ 利 人 ’ 等 篇 中， 不 仅 要 求 官 员 清 廉 爱 民， 更 要 求 其 懂 得 如 何 有 效 地 ‘ 利 人 ’。 可 加 入 如 何 核 算 赋 役 以 使 民 不 困、 如 何 组 织 工 役 以 提 高 效 率、 如 何 利 用 新 式 农 具 与 技 法 增 产 等 具 体 方 法 论 的 讨 论， 并 强 调 以 实 际 效 果（ 如 仓 廪 增 实、 户 口 繁 衍、 诉 讼 减 少） 作 为 检 验 官 员 是 否 称 职 的 重 要 标 准。”
“ 三 曰 区 分 层 级 与 职 司， 增 强 针 对 性。 朝 廷 官 员， 上 至 宰 辅， 下 至 胥 吏， 职 责 不 同，《 臣 轨》 的 要 求 亦 应 有 所 侧 重。 可 在 相 关 篇 章 中， 对 不 同 级 别、 不 同 部 门 的 官 员， 提 出 更 具 体 的 行 为 规 范。 如 对 地 方 亲 民 官， 强 调 巡 行 乡 里、 听 讼 公 平； 对 财 赋 官， 强 调 账 目 清 晰、 杜 绝 侵 欺； 对 边 镇 将 领， 则 在 ‘ 良 将 ’ 篇 中 详 加 阐 述， 不 仅 要 求 忠 勇， 更 要 求 知 晓 天 时 地 利、 善 抚 士 卒、 明 察 敌 情。**”
“ 四 曰 正 面 引 导 与 负 面 禁 戒 相 结 合。 既 要 树 立 贤 臣 楷 模， 阐 明 应 为 之 事； 也 要 列 举 奸 佞 恶 行， 标 明 不 可 为 之 禁 区， 并 指 出 其 危 害。 如 在 ‘ 公 正 ’ 篇， 不 仅 要 讲 公 正 的 重 要 性， 也 要 具 体 描 述 徇 私 枉 法、 任 人 唯 亲 的 种 种 表 现 与 恶 果， 以 作 警 惕。**”
除了这些原则性建议，李瑾还对每一篇初稿都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。他在“ 同 体”篇旁批注，强调“君臣同体”不仅意味着忠诚，更意味着官员需深刻理解朝廷（皇帝、皇后）的施政意图，并主动创造性地执行；在“ 至 忠”篇，他补充了“忠”于职守、“忠”于百姓亦是“大忠”的观点；在“ 匡 谏”篇，他结合“铜匦”实践，详细论述了进谏的技巧、分寸与朝廷纳谏的责任；在“ 良 将”篇，他更是大段增补，引入“格物所”在军械改良、地图测绘、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新思路，要求将领不仅要勇猛，更要善于利用新技术、新工具提升战斗力。
武媚娘仔细研读了李瑾的回信与批注，眼中异彩连连。李瑾的见解，精准地切中了初稿的软肋，并为其注入了急需的“务实”灵魂与“可操作性”血肉。她立刻召集“北门学士”，将李瑾的意见传达下去，要求他们以此为指导，对全书进行大幅度修改和深化。同时，她也指示，在后续编纂中，遇到疑难或需要实务知识支撑之处，可直接以“学术请教”的名义，通过特定渠道向李瑾咨询。
自此，《臣轨》的编纂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武媚娘把握思想方向与政治高度，李瑾提供实务智慧与具体方法，“北门学士”则负责文字的雕琢、资料的整合与初稿的撰写。三方通过隐秘而高效的渠道紧密协作。武媚娘与李瑾之间，也就许多具体条目进行了数次深入的“笔谈”，有时是思想的共鸣与补充，有时是视角的差异与辩论，但最终都能在“巩固朝纲、推行新政、利国利民”的大目标下达成一致。这种超越常规君臣、甚至寻常盟友的、在思想建构层面的深度合作，使得他们对彼此的理解、信任与默契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。
集贤斋的灯火，常常亮至深夜。沙沙的书写声、低声的讨论声、翻阅典籍的哗啦声，交织成一段隐秘而庄严的乐章。一部旨在规范大唐帝国成千上万官员思想与行为的 典 章， 正 在 这 深 宫 一 隅， 在 一 位 皇 后、 一 位 宰 相 与 几 位 年 轻 学 士 的 共 同 努 力 下， 逐 渐 成 型。 它 不 仅 是 一 本 书， 更 是 武 媚 娘 政 治 蓝 图 的 重 要 一 环， 也 是 她 与 李 瑾 同 盟 关 系 深 化 的 又 一 座 里 程 碑**。
秋去冬来，当长安城落下第一场雪的时候，《臣轨》的全书初稿，终于宣告完成。接下来，将是更为精密的修订、润色，以及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将其呈于御前，颁行天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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