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3章：张艳红微薄工资的无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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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庆典间隙的计算
上午十一点半，庆典进入茶歇时间。
主会场暂时关闭，嘉宾们移步至宴会厅两侧的休闲区，享用精致的茶点，三三两两交谈。舒缓的爵士乐在空气中流淌，侍者端着托盘穿梭，水晶杯里的香槟泛着细碎的气泡。空气里混合着咖啡、甜点、香水和鲜花的味道，构成一种奢华而闲适的氛围。
张艳红站在宴会厅侧门的阴影里，手里捏着对讲机，目光却空洞地落在远处那些谈笑风生的身影上。她的位置很好，能看到整个会场，能看到那些衣着光鲜的人们如何优雅地取用点心，如何轻松地碰杯，如何自如地交谈。那些人的表情是放松的，愉悦的，带着掌控全局的从容。
而她，刚刚在消防通道里经历了一场无声的崩溃。脸上泪痕已干，但眼睛的红肿无法立刻消退。胃部的疼痛变成了持续的钝痛，像有块石头沉在里面。但她必须站在这儿，必须保持专注，因为苏晴随时可能通过对讲机下达指令。
“张艳红，A区茶点补充，速度。”对讲机里传来餐饮组同事的声音。
“收到。”她应了一声，快步走向备餐区。
动作机械，思维却无法停止。那十万块，像一团黑色的雾，笼罩着她的整个大脑。即使在做具体工作时，那团雾也在背景中弥漫，让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沉重而迟缓。
趁着补充茶点的间隙，她的大脑开始不由自主地计算。不是她想计算，是那些数字，那些关于钱的数字，像不受控制的幽灵，自动在她脑中排列组合。
三千五。月薪。
扣除：
• 房租：500（城中村八平米单间，最便宜的价格）
• 水电费：约100（夏天开风扇，冬天不开取暖器）
• 交通费：公交地铁，约200
• 通讯费：50（最便宜的套餐）
• 日用品：50（牙膏肥皂卫生纸等最基本消耗）
总计：900。
三千五减去九百，剩下两千六。
但这是理论值。实际上，她每月还要承担：
• 父亲的药费：平均每月1000（进口药贵，但父亲需要，她不能不给）
• 给家里的生活费：500（母亲说家里开销大，她每月固定给五百）
• 自己的工作餐费：每天控制在15块以内，一个月约450（早餐馒头1块，午餐快餐店最便宜的盒饭12块，晚餐泡面2块）
这样算下来：1000+500+450=1950。
两千六减去一千九百五，剩下六百五十。
六百五十块，是她每月理论上的“可支配结余”。但这六百五十块，要应付所有意外支出：生病买药（她胃痛常备的胃药一盒三十多），衣物换季（她已经两年没买过新衣服），同事偶尔的聚餐（她大多推掉，但有时不得不去），以及其他所有计划外的开销。
所以实际上，她每月能真正存下来的钱，几乎为零。甚至经常需要动用之前微薄的积蓄，或者更节省——比如连续几天只吃馒头，或者步行上下班省交通费。
这样的收支状况，十万块对她来说，是什么概念？
她快速心算：十万除以三千五，约等于28.57。意味着她需要不吃不喝、不付房租、不给家里一分钱，连续工作近二十九个月，也就是超过两年零四个月，才能攒够十万。
如果算上她实际每月能“结余”的六百五十块（这还是最理想状态），十万除以六百五，约等于153.85。意味着她需要按照现在这种极限节省的生活方式，连续工作近一百五十四个月，也就是将近十三年，才能攒够十万。
十三年。那时她三十七岁。哥哥五十岁。父母……她不敢想。
绝望，像冰冷的潮水，再次漫上来。她知道这些计算毫无意义，因为在现实中，她根本不可能每月“结余”六百五十块。父亲的药费可能增加，家里可能有其他突发用钱的地方，她自己也可能生病或遇到意外。而且，母亲要她在十天内拿出十万，不是十三年。
十天。十万。
这两个数字，像两座不可逾越的大山，横亘在她面前。而她，赤手空拳，筋疲力尽，连山脚都看不到。
“张艳红，发什么呆？B区咖啡壶空了，快去换。”餐饮组领班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，带着不满。
她回过神，连忙道歉，小跑着去取新的咖啡壶。动作有些慌乱，差点撞到一位正在取甜点的女嘉宾。她慌忙低头道歉，女嘉宾皱了皱眉，没说什么，端着盘子优雅地走开了。
张艳红站在原地，手里抱着沉重的咖啡壶，感到一阵剧烈的羞愧。不是为差点撞到人，而是为自己此刻的失态，为自己无法控制的绝望，为自己在这个华丽场合里，显得如此格格不入，如此……卑微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，走向B区。但那些数字，依然在脑中盘旋，像一场永不结束的噩梦。
二、工资卡的余额
下午一点，午餐时间。
嘉宾们在宴会厅享用正式的自助午餐。长长的餐台上摆满了各色美食：澳洲龙虾、法式鹅肝、日式刺身、意式火腿、中式烤鸭……琳琅满目，精致诱人。侍者不断补充菜品，确保供应充足。空气里弥漫着食物诱人的香气，混合着酒香和笑语。
张艳红和后勤组其他同事轮流用餐。他们的用餐区在宴会厅后方的临时休息室，食物是统一订的盒饭——两荤一素，米饭管饱，比平时的快餐略好，但也仅限于此。
她端着盒饭，找了个角落坐下。没什么胃口，但强迫自己吃。下午还有大量工作，她需要体力。她小口吃着米饭，味同嚼蜡。脑海里，又不由自主地开始计算。
十万。她需要十万。
也许……可以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少存款？虽然知道不多，但万一……万一有那么一点点希望呢？
她放下筷子，从帆布包深处摸出那个破旧的钱包。钱包是地摊上十块钱买的，人造革，边缘已经开裂。她从里面抽出一张银行卡——那是她的工资卡，也是她唯一的储蓄卡。
她打开手机银行APP，输入密码。页面加载有点慢，她的心跳莫名加速。明知结果，却还是抱着一丝极其微弱的、不切实际的幻想：也许……也许卡里突然多了一笔钱？也许她记错了？也许……
页面跳出来。余额显示：347.28
三百四十七块两毛八。
这就是她所有的存款。包括这个月刚发的工资，扣除房租、水电、交通、通讯、给家里的钱、父亲的药费、自己的饭费……之后，剩下的全部。
三百四十七块，离十万，还差九万九千六百五十二块七毛·二。
那点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像肥皂泡一样，噗地破裂了。连一丝声响都没有。她盯着那个数字，很久很久，直到眼睛发酸。然后，她关掉APP，锁屏，将手机和银行卡一起塞回钱包，再将钱包塞回帆布包最深处。
动作缓慢，机械，像在进行某种告别仪式。
她知道，这三百多块，是她下个月的生活费。如果给了家里，她下个月就连饭都吃不起，连房租都交不上。但如果不给……母亲会说她“自私”“不孝”“心里没有这个家”。
给，是死路。不给，也是死路。
无解。彻底的、绝望的无解。
她重新拿起筷子，继续吃饭。米饭很硬，菜有点凉，油凝结在表面，看起来有些腻。但她一口一口，慢慢地吃着，咀嚼着，吞咽着。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，一项维持生命所必须的、但毫无乐趣可言的任务。
旁边几个后勤组的同事在聊天，谈论下午的工作安排，抱怨某个供应商不靠谱，调侃某个嘉宾的夸张打扮。那些声音，在她耳中变得模糊，遥远。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那个只有三百四十七块、十万块、十天、和无数冰冷数字的世界。
“张艳红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？”坐在旁边的李悦碰了碰她的胳膊，关切地问。
她抬起头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”
“你昨晚又加班到很晚吧？看你黑眼圈重的。”李悦叹了口气，“庆典结束好好休息几天，别把自己累垮了。”
“嗯，知道。”她点点头，继续低头吃饭。
累。确实是累。但让她脸色苍白的，不是身体的累，是心里的累。是那种被逼到绝境、看不到出路、却又必须强撑着的、深入骨髓的疲惫。
午餐时间很快结束。对讲机里传来苏晴的指令，下午的活动即将开始，各就各位。
张艳红收拾好饭盒，起身，走向自己的岗位。脚步依然平稳，背脊依然挺直，但只有她自己知道，那挺直的背脊下，是一颗已经千疮百孔、随时可能碎裂的心。
三、借钱的念头
下午两点，庆典进入嘉宾演讲环节。
主会场灯光调暗，聚光灯打在演讲台上。一位满头银发、气质儒雅的学者正在分享关于未来科技趋势的见解。台下，嘉宾们专注聆听，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。
张艳红依然站在控制台旁，耳朵里塞着耳麦，眼睛看着监控屏幕，但大脑却在不受控制地思考那个无解的问题：十万块，怎么办？
借。这是母亲说的，也是唯一可能的路。但向谁借？
她快速在脑中过了一遍自己认识的人。
家人亲戚：首先排除。家里亲戚都比她家还穷，而且因为父亲常年生病、哥哥不成器，亲戚们早就避之唯恐不及，不可能借钱。
老家朋友同学：大多也在底层挣扎，结婚生子，自顾不暇。而且，她初中就辍学，和那些继续读书的同学早已断了联系。
南城认识的人：快餐店的同事？都是临时工，流动性大，自己都活得艰难。服装店、超市的前同事？早已不联系。丽梅集团的同事？
她的目光，不由自主地飘向不远处的李悦。李悦是她在公司唯一说得上几句话的同事，性格开朗，对她还算友善。但她们认识不到两个月，交情仅限于工作上的互助和偶尔的闲聊。而且，李悦也是普通员工，月薪可能比她高些，但也就四五千的样子，要租房，要生活，能有积蓄就不错了，怎么可能借给她十万？
而且，她怎么开得了口？“李悦，能借我十万吗？我哥买房首付差钱。”这话说出来，连她自己都觉得荒谬，觉得无耻。她有什么资格，向一个认识不久的同事，借这么大一笔钱？人家凭什么借给她？凭她三千五的月薪？凭她还不确定的转正？
这个念头，让她感到一阵强烈的羞耻。她低下头，不敢再看李悦。
其他人：苏晴？林薇？韩总？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就被她自己狠狠掐灭。疯了。她一个底层试用期助理，去向总监、向特助、向集团总裁借钱？这已经不是荒谬，是疯狂，是自取其辱，是彻底断送自己在这家公司前途的愚蠢行为。
而且，即使她疯了去开口，人家会借吗？苏晴也许会问她原因，然后冷冷地说“公司不是慈善机构”。林薇也许会表面温和但实际拒绝。韩总……她甚至无法想象那个画面。那个高高在上、永远冷静从容的女人，听到她这个蝼蚁般的员工开口借十万，会是什么表情？惊讶？厌恶？还是直接让保安把她请出去？
不可能的。绝对不可能。
借钱的念头，在现实的墙壁上撞得粉碎。她没有任何人可以借，没有任何渠道可以筹到十万块。网贷、高利贷，是更深的深渊，她连想都不敢想。
那么，预支工资呢？
她再次计算。即使她能预支未来一年的全部工资，也不过四万二（三千五乘以十二）。而且，她还在试用期，公司规定试用期员工不能预支工资。即使能，她有什么理由？ “我哥买房首付差钱”？这个理由，只会让公司觉得她家庭负担过重，不稳定，可能影响工作，甚至可能因此不给她转正。
转正。想到这个词，她的心又是一紧。她的试用期是六个月，现在才过去两个多月。如果因为家庭问题影响工作，如果因为精神状态不佳导致出错，苏晴会怎么评估她？林薇会怎么记录？韩总……会不会觉得她不堪大用，直接让她走人？
失去这份工作，她就彻底完了。连每月三千五的收入都没有，连城中村五百块的房租都付不起，连父亲的药费都拿不出来。到那时，她就真的走投无路了。
所以，她不能出错，不能表现异常，不能让任何人看出她正背负着如此巨大的压力。她必须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专业，专注，高效地完成工作。
可是，那十万块怎么办？那十天的期限怎么办？母亲的逼迫怎么办？
无解。依然无解。
演讲结束了，会场响起礼貌的掌声。张艳红机械地跟着鼓掌，眼神空洞。灯光重新亮起，嘉宾们开始走动，下午的茶歇时间又到了。
她需要去协调茶歇的补充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调整表情，拿起对讲机，走向备餐区。
但每走一步，都感觉脚上戴着无形的镣铐，沉重得让她几乎迈不开腿。那十万块，就是镣铐，是枷锁，是她无法摆脱的、正在将她拖向深渊的重负。
四、微薄工资的无奈
下午四点，庆典进入最后一个环节——行业论坛。
嘉宾们重新入座，台上换了新的演讲者。话题转向更专业的领域，关于市场趋势、技术创新、商业模式。那些术语，那些数据，那些宏大的叙述，在张艳红听来，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语言，华丽，但与她无关。
她的世界，缩小到那些冰冷的数字：三千五，十万，十天，三百四十七块。
她想起在北方老家，那些关于“大城市”“大公司”的想象。在父母和乡亲们眼里，能进“大公司”坐办公室，就是“出息”，就是“有钱”，就是“好日子”。他们不知道，在大城市，“大公司”也分三六九等，而她，在最底层。他们不知道，三千五的月薪，在南城这个物价高昂的都市，意味着什么。他们不知道，她每天过着怎样节衣缩食、精打细算、如履薄冰的生活。
认知的鸿沟，像一道天堑，横亘在她和家乡之间。她在天堑这边，背负着真实的重担。家人在天堑那边，活在他们想象的、被“大公司”光环美化过的童话里。
“艳红啊，你在外头吃好的穿好的，坐办公室，吹空调，十万块对你来说不算啥。”
母亲的话，再次在耳边响起。带着理所当然，带着不容置疑，也带着深深的、令人绝望的误解。
她想大声告诉母亲：妈，我没有吃好的穿好的。我每天吃的是最便宜的泡面和盒饭，穿的是洗得发白的旧衣服。我也没有坐办公室享福，我每天挤公交地铁，加班到深夜，住八平米的出租屋，胃疼得睡不着觉。我的工资只有三千五，扣掉房租吃饭给家里的钱，就剩不下什么了。十万块，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，是我十几年都攒不下的巨款。
但她知道，说了也没用。母亲不会信，或者不愿意信。因为相信了，就意味着要承认女儿的艰难，承认自己的索取是过分的，承认那个“有出息”的幻想是假的。母亲宁愿相信女儿“自私”“忘本”，也不愿相信女儿真的如此窘迫，真的无能为力。
这就是微薄工资的无奈。不仅仅是钱少，更是那种不被理解、不被看见、甚至被扭曲的艰难。你的每一分节省，在别人眼里是“抠门”。你的每一次拒绝，在别人眼里是“不孝”。你的真实处境，在别人眼里是“借口”。
你无法解释，因为解释需要对方愿意倾听，愿意理解。而你面对的，是一道固若金汤的认知壁垒。
张艳红站在控制台旁，目光落在会场那些光鲜亮丽的身影上。那些人，永远不会为十万块发愁。他们的世界里，十万块可能只是一次聚餐的开销，一件奢侈品的价格，一次短途旅行的费用。他们永远不会理解，对有些人来说，十万块是一座山，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足以引发家庭战争、摧毁一个人所有希望的巨款。
阶层的差距，在此刻的会场里，以如此具象的方式呈现。她在最底层，仰望着那些高高在上的身影，中间隔着的不只是财富和地位，更是认知、是生活方式、是整个世界的运行逻辑。
而她，被困在底层，背负着来自底层的重压，却还要努力维持表面的正常，努力扮演一个合格的、不出错的员工，努力不让自己被那重压彻底压垮。
下午五点，论坛结束。庆典第一天的主要活动告一段落。嘉宾们陆续离场，去参加晚上的欢迎晚宴。会场里渐渐空旷，只剩下工作人员在收拾整理。
张艳红和其他后勤组同事一起，检查设备，整理物品，为明天的活动做准备。动作熟练，但透着一种被过度使用的僵硬。她的脸色在会场逐渐暗淡的灯光下，显得更加苍白，眼神也更加空洞。
“张艳红，明天早上七点，老地方集合，最后核对流程。”苏晴的声音通过对讲机传来。
“收到，苏姐。”她平静地回应。
挂断对讲机，她看了一眼时间：五点半。她可以下班了。但回到出租屋，面对的还是那个无解的问题，那十万块的巨石，那十天的倒计时。
她背起帆布包，走向员工通道。脚步沉重，像踩在泥沼里。走出会议中心，傍晚的风带着凉意吹来，她打了个寒颤，裹紧了外套。
街道上车水马龙，华灯初上。城市的夜晚，繁华而冷漠。
而她，要带着那三百四十七块的存款，那十万块的巨石，那不被理解的无奈，回到那个八平米、月租五百、没有暖气、只有一张硬板床的出租屋。
然后，在黑暗中，继续思考那个无解的问题：十天，十万，怎么办？
她知道，她没有办法。但她必须想办法。
因为，她不能失去那个家。
即使那个家，正在以爱的名义，将她推向绝境。
夜幕降临，城市灯火璀璨。
而她，是这璀璨灯火下，一个背着沉重巨石、艰难前行的、渺小而孤独的影子。
微薄工资的无奈，在此刻的夜色中，显得格外清晰，也格外残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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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十一点半，庆典进入茶歇时间。
主会场暂时关闭，嘉宾们移步至宴会厅两侧的休闲区，享用精致的茶点，三三两两交谈。舒缓的爵士乐在空气中流淌，侍者端着托盘穿梭，水晶杯里的香槟泛着细碎的气泡。空气里混合着咖啡、甜点、香水和鲜花的味道，构成一种奢华而闲适的氛围。
张艳红站在宴会厅侧门的阴影里，手里捏着对讲机，目光却空洞地落在远处那些谈笑风生的身影上。她的位置很好，能看到整个会场，能看到那些衣着光鲜的人们如何优雅地取用点心，如何轻松地碰杯，如何自如地交谈。那些人的表情是放松的，愉悦的，带着掌控全局的从容。
而她，刚刚在消防通道里经历了一场无声的崩溃。脸上泪痕已干，但眼睛的红肿无法立刻消退。胃部的疼痛变成了持续的钝痛，像有块石头沉在里面。但她必须站在这儿，必须保持专注，因为苏晴随时可能通过对讲机下达指令。
“张艳红，A区茶点补充，速度。”对讲机里传来餐饮组同事的声音。
“收到。”她应了一声，快步走向备餐区。
动作机械，思维却无法停止。那十万块，像一团黑色的雾，笼罩着她的整个大脑。即使在做具体工作时，那团雾也在背景中弥漫，让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沉重而迟缓。
趁着补充茶点的间隙，她的大脑开始不由自主地计算。不是她想计算，是那些数字，那些关于钱的数字，像不受控制的幽灵，自动在她脑中排列组合。
三千五。月薪。
扣除：
• 房租：500（城中村八平米单间，最便宜的价格）
• 水电费：约100（夏天开风扇，冬天不开取暖器）
• 交通费：公交地铁，约200
• 通讯费：50（最便宜的套餐）
• 日用品：50（牙膏肥皂卫生纸等最基本消耗）
总计：900。
三千五减去九百，剩下两千六。
但这是理论值。实际上，她每月还要承担：
• 父亲的药费：平均每月1000（进口药贵，但父亲需要，她不能不给）
• 给家里的生活费：500（母亲说家里开销大，她每月固定给五百）
• 自己的工作餐费：每天控制在15块以内，一个月约450（早餐馒头1块，午餐快餐店最便宜的盒饭12块，晚餐泡面2块）
这样算下来：1000+500+450=1950。
两千六减去一千九百五，剩下六百五十。
六百五十块，是她每月理论上的“可支配结余”。但这六百五十块，要应付所有意外支出：生病买药（她胃痛常备的胃药一盒三十多），衣物换季（她已经两年没买过新衣服），同事偶尔的聚餐（她大多推掉，但有时不得不去），以及其他所有计划外的开销。
所以实际上，她每月能真正存下来的钱，几乎为零。甚至经常需要动用之前微薄的积蓄，或者更节省——比如连续几天只吃馒头，或者步行上下班省交通费。
这样的收支状况，十万块对她来说，是什么概念？
她快速心算：十万除以三千五，约等于28.57。意味着她需要不吃不喝、不付房租、不给家里一分钱，连续工作近二十九个月，也就是超过两年零四个月，才能攒够十万。
如果算上她实际每月能“结余”的六百五十块（这还是最理想状态），十万除以六百五，约等于153.85。意味着她需要按照现在这种极限节省的生活方式，连续工作近一百五十四个月，也就是将近十三年，才能攒够十万。
十三年。那时她三十七岁。哥哥五十岁。父母……她不敢想。
绝望，像冰冷的潮水，再次漫上来。她知道这些计算毫无意义，因为在现实中，她根本不可能每月“结余”六百五十块。父亲的药费可能增加，家里可能有其他突发用钱的地方，她自己也可能生病或遇到意外。而且，母亲要她在十天内拿出十万，不是十三年。
十天。十万。
这两个数字，像两座不可逾越的大山，横亘在她面前。而她，赤手空拳，筋疲力尽，连山脚都看不到。
“张艳红，发什么呆？B区咖啡壶空了，快去换。”餐饮组领班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，带着不满。
她回过神，连忙道歉，小跑着去取新的咖啡壶。动作有些慌乱，差点撞到一位正在取甜点的女嘉宾。她慌忙低头道歉，女嘉宾皱了皱眉，没说什么，端着盘子优雅地走开了。
张艳红站在原地，手里抱着沉重的咖啡壶，感到一阵剧烈的羞愧。不是为差点撞到人，而是为自己此刻的失态，为自己无法控制的绝望，为自己在这个华丽场合里，显得如此格格不入，如此……卑微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，走向B区。但那些数字，依然在脑中盘旋，像一场永不结束的噩梦。
二、工资卡的余额
下午一点，午餐时间。
嘉宾们在宴会厅享用正式的自助午餐。长长的餐台上摆满了各色美食：澳洲龙虾、法式鹅肝、日式刺身、意式火腿、中式烤鸭……琳琅满目，精致诱人。侍者不断补充菜品，确保供应充足。空气里弥漫着食物诱人的香气，混合着酒香和笑语。
张艳红和后勤组其他同事轮流用餐。他们的用餐区在宴会厅后方的临时休息室，食物是统一订的盒饭——两荤一素，米饭管饱，比平时的快餐略好，但也仅限于此。
她端着盒饭，找了个角落坐下。没什么胃口，但强迫自己吃。下午还有大量工作，她需要体力。她小口吃着米饭，味同嚼蜡。脑海里，又不由自主地开始计算。
十万。她需要十万。
也许……可以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少存款？虽然知道不多，但万一……万一有那么一点点希望呢？
她放下筷子，从帆布包深处摸出那个破旧的钱包。钱包是地摊上十块钱买的，人造革，边缘已经开裂。她从里面抽出一张银行卡——那是她的工资卡，也是她唯一的储蓄卡。
她打开手机银行APP，输入密码。页面加载有点慢，她的心跳莫名加速。明知结果，却还是抱着一丝极其微弱的、不切实际的幻想：也许……也许卡里突然多了一笔钱？也许她记错了？也许……
页面跳出来。余额显示：347.28
三百四十七块两毛八。
这就是她所有的存款。包括这个月刚发的工资，扣除房租、水电、交通、通讯、给家里的钱、父亲的药费、自己的饭费……之后，剩下的全部。
三百四十七块，离十万，还差九万九千六百五十二块七毛·二。
那点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像肥皂泡一样，噗地破裂了。连一丝声响都没有。她盯着那个数字，很久很久，直到眼睛发酸。然后，她关掉APP，锁屏，将手机和银行卡一起塞回钱包，再将钱包塞回帆布包最深处。
动作缓慢，机械，像在进行某种告别仪式。
她知道，这三百多块，是她下个月的生活费。如果给了家里，她下个月就连饭都吃不起，连房租都交不上。但如果不给……母亲会说她“自私”“不孝”“心里没有这个家”。
给，是死路。不给，也是死路。
无解。彻底的、绝望的无解。
她重新拿起筷子，继续吃饭。米饭很硬，菜有点凉，油凝结在表面，看起来有些腻。但她一口一口，慢慢地吃着，咀嚼着，吞咽着。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，一项维持生命所必须的、但毫无乐趣可言的任务。
旁边几个后勤组的同事在聊天，谈论下午的工作安排，抱怨某个供应商不靠谱，调侃某个嘉宾的夸张打扮。那些声音，在她耳中变得模糊，遥远。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那个只有三百四十七块、十万块、十天、和无数冰冷数字的世界。
“张艳红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？”坐在旁边的李悦碰了碰她的胳膊，关切地问。
她抬起头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”
“你昨晚又加班到很晚吧？看你黑眼圈重的。”李悦叹了口气，“庆典结束好好休息几天，别把自己累垮了。”
“嗯，知道。”她点点头，继续低头吃饭。
累。确实是累。但让她脸色苍白的，不是身体的累，是心里的累。是那种被逼到绝境、看不到出路、却又必须强撑着的、深入骨髓的疲惫。
午餐时间很快结束。对讲机里传来苏晴的指令，下午的活动即将开始，各就各位。
张艳红收拾好饭盒，起身，走向自己的岗位。脚步依然平稳，背脊依然挺直，但只有她自己知道，那挺直的背脊下，是一颗已经千疮百孔、随时可能碎裂的心。
三、借钱的念头
下午两点，庆典进入嘉宾演讲环节。
主会场灯光调暗，聚光灯打在演讲台上。一位满头银发、气质儒雅的学者正在分享关于未来科技趋势的见解。台下，嘉宾们专注聆听，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。
张艳红依然站在控制台旁，耳朵里塞着耳麦，眼睛看着监控屏幕，但大脑却在不受控制地思考那个无解的问题：十万块，怎么办？
借。这是母亲说的，也是唯一可能的路。但向谁借？
她快速在脑中过了一遍自己认识的人。
家人亲戚：首先排除。家里亲戚都比她家还穷，而且因为父亲常年生病、哥哥不成器，亲戚们早就避之唯恐不及，不可能借钱。
老家朋友同学：大多也在底层挣扎，结婚生子，自顾不暇。而且，她初中就辍学，和那些继续读书的同学早已断了联系。
南城认识的人：快餐店的同事？都是临时工，流动性大，自己都活得艰难。服装店、超市的前同事？早已不联系。丽梅集团的同事？
她的目光，不由自主地飘向不远处的李悦。李悦是她在公司唯一说得上几句话的同事，性格开朗，对她还算友善。但她们认识不到两个月，交情仅限于工作上的互助和偶尔的闲聊。而且，李悦也是普通员工，月薪可能比她高些，但也就四五千的样子，要租房，要生活，能有积蓄就不错了，怎么可能借给她十万？
而且，她怎么开得了口？“李悦，能借我十万吗？我哥买房首付差钱。”这话说出来，连她自己都觉得荒谬，觉得无耻。她有什么资格，向一个认识不久的同事，借这么大一笔钱？人家凭什么借给她？凭她三千五的月薪？凭她还不确定的转正？
这个念头，让她感到一阵强烈的羞耻。她低下头，不敢再看李悦。
其他人：苏晴？林薇？韩总？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就被她自己狠狠掐灭。疯了。她一个底层试用期助理，去向总监、向特助、向集团总裁借钱？这已经不是荒谬，是疯狂，是自取其辱，是彻底断送自己在这家公司前途的愚蠢行为。
而且，即使她疯了去开口，人家会借吗？苏晴也许会问她原因，然后冷冷地说“公司不是慈善机构”。林薇也许会表面温和但实际拒绝。韩总……她甚至无法想象那个画面。那个高高在上、永远冷静从容的女人，听到她这个蝼蚁般的员工开口借十万，会是什么表情？惊讶？厌恶？还是直接让保安把她请出去？
不可能的。绝对不可能。
借钱的念头，在现实的墙壁上撞得粉碎。她没有任何人可以借，没有任何渠道可以筹到十万块。网贷、高利贷，是更深的深渊，她连想都不敢想。
那么，预支工资呢？
她再次计算。即使她能预支未来一年的全部工资，也不过四万二（三千五乘以十二）。而且，她还在试用期，公司规定试用期员工不能预支工资。即使能，她有什么理由？ “我哥买房首付差钱”？这个理由，只会让公司觉得她家庭负担过重，不稳定，可能影响工作，甚至可能因此不给她转正。
转正。想到这个词，她的心又是一紧。她的试用期是六个月，现在才过去两个多月。如果因为家庭问题影响工作，如果因为精神状态不佳导致出错，苏晴会怎么评估她？林薇会怎么记录？韩总……会不会觉得她不堪大用，直接让她走人？
失去这份工作，她就彻底完了。连每月三千五的收入都没有，连城中村五百块的房租都付不起，连父亲的药费都拿不出来。到那时，她就真的走投无路了。
所以，她不能出错，不能表现异常，不能让任何人看出她正背负着如此巨大的压力。她必须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专业，专注，高效地完成工作。
可是，那十万块怎么办？那十天的期限怎么办？母亲的逼迫怎么办？
无解。依然无解。
演讲结束了，会场响起礼貌的掌声。张艳红机械地跟着鼓掌，眼神空洞。灯光重新亮起，嘉宾们开始走动，下午的茶歇时间又到了。
她需要去协调茶歇的补充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调整表情，拿起对讲机，走向备餐区。
但每走一步，都感觉脚上戴着无形的镣铐，沉重得让她几乎迈不开腿。那十万块，就是镣铐，是枷锁，是她无法摆脱的、正在将她拖向深渊的重负。
四、微薄工资的无奈
下午四点，庆典进入最后一个环节——行业论坛。
嘉宾们重新入座，台上换了新的演讲者。话题转向更专业的领域，关于市场趋势、技术创新、商业模式。那些术语，那些数据，那些宏大的叙述，在张艳红听来，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语言，华丽，但与她无关。
她的世界，缩小到那些冰冷的数字：三千五，十万，十天，三百四十七块。
她想起在北方老家，那些关于“大城市”“大公司”的想象。在父母和乡亲们眼里，能进“大公司”坐办公室，就是“出息”，就是“有钱”，就是“好日子”。他们不知道，在大城市，“大公司”也分三六九等，而她，在最底层。他们不知道，三千五的月薪，在南城这个物价高昂的都市，意味着什么。他们不知道，她每天过着怎样节衣缩食、精打细算、如履薄冰的生活。
认知的鸿沟，像一道天堑，横亘在她和家乡之间。她在天堑这边，背负着真实的重担。家人在天堑那边，活在他们想象的、被“大公司”光环美化过的童话里。
“艳红啊，你在外头吃好的穿好的，坐办公室，吹空调，十万块对你来说不算啥。”
母亲的话，再次在耳边响起。带着理所当然，带着不容置疑，也带着深深的、令人绝望的误解。
她想大声告诉母亲：妈，我没有吃好的穿好的。我每天吃的是最便宜的泡面和盒饭，穿的是洗得发白的旧衣服。我也没有坐办公室享福，我每天挤公交地铁，加班到深夜，住八平米的出租屋，胃疼得睡不着觉。我的工资只有三千五，扣掉房租吃饭给家里的钱，就剩不下什么了。十万块，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，是我十几年都攒不下的巨款。
但她知道，说了也没用。母亲不会信，或者不愿意信。因为相信了，就意味着要承认女儿的艰难，承认自己的索取是过分的，承认那个“有出息”的幻想是假的。母亲宁愿相信女儿“自私”“忘本”，也不愿相信女儿真的如此窘迫，真的无能为力。
这就是微薄工资的无奈。不仅仅是钱少，更是那种不被理解、不被看见、甚至被扭曲的艰难。你的每一分节省，在别人眼里是“抠门”。你的每一次拒绝，在别人眼里是“不孝”。你的真实处境，在别人眼里是“借口”。
你无法解释，因为解释需要对方愿意倾听，愿意理解。而你面对的，是一道固若金汤的认知壁垒。
张艳红站在控制台旁，目光落在会场那些光鲜亮丽的身影上。那些人，永远不会为十万块发愁。他们的世界里，十万块可能只是一次聚餐的开销，一件奢侈品的价格，一次短途旅行的费用。他们永远不会理解，对有些人来说，十万块是一座山，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足以引发家庭战争、摧毁一个人所有希望的巨款。
阶层的差距，在此刻的会场里，以如此具象的方式呈现。她在最底层，仰望着那些高高在上的身影，中间隔着的不只是财富和地位，更是认知、是生活方式、是整个世界的运行逻辑。
而她，被困在底层，背负着来自底层的重压，却还要努力维持表面的正常，努力扮演一个合格的、不出错的员工，努力不让自己被那重压彻底压垮。
下午五点，论坛结束。庆典第一天的主要活动告一段落。嘉宾们陆续离场，去参加晚上的欢迎晚宴。会场里渐渐空旷，只剩下工作人员在收拾整理。
张艳红和其他后勤组同事一起，检查设备，整理物品，为明天的活动做准备。动作熟练，但透着一种被过度使用的僵硬。她的脸色在会场逐渐暗淡的灯光下，显得更加苍白，眼神也更加空洞。
“张艳红，明天早上七点，老地方集合，最后核对流程。”苏晴的声音通过对讲机传来。
“收到，苏姐。”她平静地回应。
挂断对讲机，她看了一眼时间：五点半。她可以下班了。但回到出租屋，面对的还是那个无解的问题，那十万块的巨石，那十天的倒计时。
她背起帆布包，走向员工通道。脚步沉重，像踩在泥沼里。走出会议中心，傍晚的风带着凉意吹来，她打了个寒颤，裹紧了外套。
街道上车水马龙，华灯初上。城市的夜晚，繁华而冷漠。
而她，要带着那三百四十七块的存款，那十万块的巨石，那不被理解的无奈，回到那个八平米、月租五百、没有暖气、只有一张硬板床的出租屋。
然后，在黑暗中，继续思考那个无解的问题：十天，十万，怎么办？
她知道，她没有办法。但她必须想办法。
因为，她不能失去那个家。
即使那个家，正在以爱的名义，将她推向绝境。
夜幕降临，城市灯火璀璨。
而她，是这璀璨灯火下，一个背着沉重巨石、艰难前行的、渺小而孤独的影子。
微薄工资的无奈，在此刻的夜色中，显得格外清晰，也格外残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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