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7章：张艳红谈及家庭时的短暂黯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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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车库对话的余韵
韩丽梅的迈巴赫驶出车库，尾灯在昏暗的光线中划出两道红色的光弧，随即消失在出口的坡道尽头。引擎的轰鸣声渐行渐远，最终被车库内其他车辆的进出声、脚步声、谈话声彻底淹没。
张艳红依然站在原地，手里还攥着那块已经脏了的抹布。冷白的日光灯从头顶洒下，将她瘦小的身影在水泥地面上投出一个清晰的、孤零零的影子。她望着韩丽梅离开的方向，久久没有动，仿佛还在消化刚才那场短暂但沉重的对话。
车库里的空气似乎随着韩丽梅的离开而重新流动起来。远处有同事发动汽车，引擎的轰鸣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；有保安骑着电动车巡逻，车轮碾过地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；有下班晚的同事三三两两地走向自己的车，谈笑声在车与车的缝隙间飘荡。
但这些声音，在张艳红耳中都显得遥远、模糊，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。她的全部注意力，还停留在刚才与韩丽梅的对话上，停留在那些关于家庭、关于兄弟姐妹、关于负担的问题上。
“你家里，兄弟姐妹几个？”
“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。”
这两句对话，在她脑海中反复回响，像两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，激起的涟漪一圈圈扩散，触碰到她心底那些最隐秘、最不愿触及的角落。
她感到一种奇怪的、混合着疲惫、不安、和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委屈的情绪。为什么要问这些？韩丽梅，那个高高在上、永远冷静从容的集团总裁，为什么要关心她这样一个底层助理的家庭情况？是出于上级对下属例行公事的了解，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？
她不知道。但那些问题，像一把把小钥匙，无意中打开了她心里那些上了锁的抽屉。抽屉里装着的，是她平时不愿多想、不敢多想的记忆和感受。
关于家的记忆。
二、回忆的碎片
张艳红终于动了。她缓慢地弯下腰，捡起掉在地上的抹布，重新开始擦拭电动车。动作机械，缓慢，像一台电力不足的老旧机器。但她的思绪，已经飘回了北方那个小县城，飘回了那间低矮的平房，飘回了那些沉重而灰暗的岁月。
记忆里，家总是和“缺钱”联系在一起。
父亲在建筑工地打工，收入不稳定，有活时一个月能挣两三千，没活时就只能在家闲着，抽着最便宜的烟，望着漏雨的屋顶叹气。母亲在服装厂做零工，计件工资，为了多挣几块钱，常常加班到深夜，眼睛熬得通红，手指被针扎出厚厚的老茧。
哥哥张耀祖比她大三岁，初中毕业后就不读书了，跟着父亲在工地干过一段时间，嫌累，后来又去工厂，嫌工资低，换了好几份工作，没有一份做得长久。三十岁了，还没成家，这在北方小县城已经算是“大龄”了。母亲整天愁，托人介绍对象，但人家一听他家的情况——父母体弱，家境贫困，还有个妹妹在外地打工——大多就没了下文。
而她，张艳红，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家里的“负担”。
不是父母明说的，是从那些细碎的日常中感受到的。吃饭时，肉和蛋总是先夹给哥哥，她只能吃素菜。过年买新衣服，哥哥总有，她常常穿亲戚家孩子穿剩的。交学费时，母亲总要叹气，说“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，早晚是别人家的人”。
但她还是想读书。初中时，她的成绩不错，老师说她有希望考县重点高中。但初三那年，父亲在工地摔伤了腰，需要钱治病。家里拿不出钱，母亲红着眼睛对她说：“艳红，妈知道对不住你，但家里实在供不起了。你哥还没成家，你爸看病要钱……你，就别读了吧。”
她没哭，只是点了点头。第二天，她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，把课本收拾好，背回家，塞在床底下。然后，她跟着邻居家的姐姐，去县城的餐馆打工，一个月八百块。
那一年，她十五岁。
记忆里，那个冬天特别冷。餐馆没有暖气，她穿着单薄的工作服，在冰冷的后厨洗菜、切菜、刷盘子。手冻得通红，长了冻疮，又痒又痛。晚上回到租的小隔间，盖着薄薄的被子，冷得发抖，睡不着，就想起学校温暖的教室，想起老师讲课时温和的声音，想起同学们讨论习题时的专注神情。
但她不能想。想也没用。
后来，父亲腰伤好了一些，但干不了重活了，只能在家附近打点零工。母亲的身体也越来越差，高血压，心脏病，常年吃药。哥哥依然不争气，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，钱没挣到，脾气倒越来越大，动不动就和父母吵架。
家里的经济压力，自然而然地，转移到了她身上。
在餐馆做了两年，她去服装厂，工资高一点，一个月一千二。但更累，工作时间更长，经常加班到深夜。她省吃俭用，每个月留一点点生活费，剩下的全部寄回家。母亲在电话里说：“艳红，你爸的药快吃完了”“你哥相对象，人家要彩礼”“家里房子漏雨，要修一下”……
她成了全家的指望。虽然她一个月只挣一千多，虽然她自己也活得艰难，但在家人眼里，她在大城市打工，能挣钱，就应该承担。
来南城，是她自己的决定。听说南方机会多，工资高。她攒了半年路费，跟老乡一起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火车，来到了这座繁华而陌生的城市。
但来了才发现，机会是多，但竞争更激烈。她初中没毕业，没学历，没技能，只能做最底层的工作。快餐店服务员，服装店店员，超市收银员……她什么都做过，但工资都不高，还经常被克扣，被刁难。
直到进了丽梅集团。虽然是行政助理，虽然是底层岗位，虽然工资也只有三千五，但至少是正规公司，有五险一金，有稳定的工作时间，有……一点渺茫的希望。
但家里的索取，从未停止。反而因为她进了“大公司”，变得更理所当然，更频繁，更沉重。
三、眼中的黯淡
电动车已经擦得很干净了，但张艳红还在机械地擦拭着，动作越来越慢，最终停下。她直起身，靠在车座上，闭上眼睛。
冷白的灯光透过眼皮，在黑暗中投下一片暗红色的光晕。她感到眼眶发热，鼻子发酸，有什么温热的液体在积聚，想要涌出来。
但她用力眨了眨眼，将那股湿意逼了回去。不能哭。哭了也没用。哭了只会让她显得更可怜，更软弱，更……不堪。
她想起刚才韩丽梅问她“家里主要靠你”时，她心里那阵尖锐的刺痛。是的，家里主要靠她。虽然她挣得不多，虽然她自己都活得艰难，但她是全家人唯一的指望，是全家人理所当然的提款机。
母亲上周的电话还在耳边回响：“艳红，你爸这个月的药快吃完了，那个进口药效果好，但贵，一个疗程要三千多。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，你看看能不能……”
三千多。她一个月的工资，扣掉房租、生活费，剩下的连一半都不到。但她说“我看看能凑多少”。
哥哥昨天发来的微信：“艳红，我看中一套房子，首付二十万，定金五千。妈说让你先帮着把定金交了，后面的再想办法。”
五千。她账户里只剩三百多。
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她只能说“我看看能凑多少”。
有时候，夜深人静时，她也会想：凭什么？凭什么哥哥可以理直气壮地索取，而她必须无条件地给予？凭什么父母总是偏心哥哥，却把所有的经济压力都压在她身上？就因为她是个女儿？就因为她在外面打工？
但她不敢深想。深想了，心里那股压抑的愤怒和委屈，会像火山一样喷发，会让她无法继续扮演那个孝顺、懂事、能干的女儿和妹妹。
所以她选择麻木。选择不去想，不去问，不去争。只是低着头，咬着牙，继续往前走，继续寄钱，继续接那些永远在要钱的电话。
这就是她的生活。沉重，艰难，看不到尽头。
但今天，韩丽梅的那些问题，像一道强光，照进了她刻意维持的麻木和沉默中，让她不得不短暂地、直面那些她一直在逃避的现实。
“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。”
说出这句话时，她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、混合着释然和不安的情绪。释然是因为，她终于承认了一个事实——她不是家里的独女，她有个哥哥，她是老二。不安是因为，承认这一点，意味着她也必须承认那些随之而来的、沉重的责任和不公。
“能帮一点是一点。”
这句话说得多么苍白，多么无力。但她只能这么说。难道要说“我不想帮”“我帮不起”“我也很累”吗？不能说。那是大逆不道，是不孝，是会让她在道德上彻底破产的“罪行”。
所以她只能这么说，用最谦卑的语气，用最克制的表情，维持着那点可怜的、摇摇欲坠的体面。
车库里的喧嚣渐渐平息。下班的高峰过了，车辆进出的声音稀疏了，脚步声少了，谈话声远了。只有日光灯还在头顶发出稳定的、冷白的光，将这片区域照得如同白昼，也照得她无所遁形。
张艳红睁开眼，望向车库入口的方向。夜幕已经完全降临，入口处是深沉的、墨蓝色的夜空，点缀着零星的、黯淡的星星。远处城市的灯火璀璨，像一片倒悬的星河，华丽，冰冷，遥不可及。
她想起韩丽梅。想起那个优雅从容的女人，想起她精致的妆容，考究的衣着，平静的眼神，从容的步伐。想起她坐进那辆温暖安静的迈巴赫，驶向那个与她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那个世界，有宽敞豪华的公寓，有营养师准备的餐食，有司机接送，有管家打理一切。那个世界的人，思考的是数十亿的投资，是跨国并购，是市场战略。他们不会为五千块的定金发愁，不会为三千块的药费焦虑，不会在深夜里对着半碗泡面，计算着下个月的房租从哪里来。
两个世界。同一个城市。
而她，被困在这两个世界的夹缝中，进退两难。
四、短暂的黯淡
张艳红重新站直身体，将抹布塞进电动车后备箱，锁好车。然后，她背起帆布包，走向车库出口。
脚步有些虚浮，像踩在棉花上。胃部的疼痛又开始了，持续的、沉闷的钝痛，提醒她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。但她不想吃，也吃不下。只想快点回到出租屋，躺下，闭上眼睛，让疲惫的身体和混乱的大脑，得到片刻的休息。
走到出口，晚风迎面吹来，带着深秋的凉意。她打了个寒颤，裹紧外套。街道上车流稀疏了些，路灯在夜色中投下昏黄的光晕。远处，城中村的方向，是一片低矮杂乱的建筑，窗户里透出零星的、黯淡的灯光，像困倦的眼睛，在深夜里勉强睁着。
她走向公交站。这个时间，地铁还没停，但坐公交便宜一块钱。她需要省下每一块钱。
等车时，她拿出手机，看了一眼。有几条未读消息。一条是快餐店领班发的，问她明天能不能多上两个小时班。一条是李悦发的，问她周末要不要一起去逛街。还有一条，是母亲发来的语音。
她盯着那条语音消息，手指悬在屏幕上，很久没有点开。她能猜到内容。无非是催问定金的事，或者父亲的药费，或者别的什么需要钱的事。
最终，她还是点开了。
母亲的声音传来，带着哭腔，背景有父亲的咳嗽声：“艳红啊，你爸今天又说心口疼，我陪他去医院，医生说要住院观察几天。住院押金要交三千……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。你能不能……能不能想想办法？妈求你了……”
语音到这里断了。但意思已经很清楚了。
张艳红握着手机，站在公交站昏黄的灯光下，一动不动。晚风吹动她额前的碎发，露出苍白而疲惫的脸。她的眼睛望着远处璀璨的城市灯火，但眼神是空的，没有焦点。
那种短暂的、深沉的黯淡，再次笼罩了她。
不是崩溃，不是大哭，不是歇斯底里。而是一种更深层的、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疲惫和无力。像一个人在黑暗的隧道里走了太久，以为前方会有光，但每次转过弯，发现还是无尽的黑暗。于是，连继续往前走的力气，都快要耗尽了。
公交车来了。车门打开，她机械地上车，刷卡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厢里人不多，有疲惫的下班族，有晚归的学生，有穿着工装的工人。每个人都沉默着，望着窗外，想着各自的心事。
车子启动，缓缓驶入夜色。窗外的城市灯火流动，像一条发光的河。那些高楼大厦的轮廓，在夜色中显得格外雄伟，也格外冷漠。
张艳红靠在车窗上，闭上眼睛。疲惫像潮水般涌来，几乎要将她淹没。但她不能睡，还要坐四十分钟车，才能回到城中村。
在彻底被疲惫吞噬前，她脑海中最后一个清晰的画面，是韩丽梅站在车库里，平静地看着她，问：“你家里，兄弟姐妹几个？”
那个问题，像一根刺，扎在她心里最柔软的地方，带来持续的、细微的疼痛。
而那个问题的答案，像一块沉重的石头，压在她瘦小的肩膀上，让她几乎直不起腰。
“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。”
是的，她是老二。是那个从小就知道要让着哥哥的老二，是那个初中辍学打工的老二，是那个独自在外、却要承担全家希望的老二。
是那个在深夜里，对着手机里母亲的语音消息，感到窒息般绝望的老二。
车窗外的灯火，在她闭上的眼中，变成一片模糊的、流动的光斑。像眼泪，但没有流出来。只是积蓄在眼底，沉重地，灼热地，等待着某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释放。
公交车在夜色中平稳行驶，驶向城市的边缘，驶向那片低矮杂乱的城中村，驶向她那个月租五百、八平米、没有暖气、只有一张硬板床的出租屋。
而她的明天，还要继续。
继续工作，继续加班，继续学习那些她不懂的知识，继续应付那些永远填不满的索取，继续在这个庞大而冷漠的城市里，用最笨拙的方式，最顽强的意志，挣扎着活下去。
因为，没有选择。
因为，她是家里的老二。
因为，生活，从不会因为你的疲惫和黯淡，就对你温柔一些。
夜色渐深。公交车驶过城市的街道，驶过璀璨的灯火，驶过冰冷的楼宇，驶向那片被繁华遗忘的、黯淡的角落。
而在那片黯淡中，一个年轻女孩，正独自面对着她沉重而艰难的人生。疲惫，但依然在坚持。黯淡，但依然在黑暗中，寻找着那一点点微弱的光。
哪怕那光，可能永远也照不亮她前行的路。
但至少，她还在走。
这就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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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丽梅的迈巴赫驶出车库，尾灯在昏暗的光线中划出两道红色的光弧，随即消失在出口的坡道尽头。引擎的轰鸣声渐行渐远，最终被车库内其他车辆的进出声、脚步声、谈话声彻底淹没。
张艳红依然站在原地，手里还攥着那块已经脏了的抹布。冷白的日光灯从头顶洒下，将她瘦小的身影在水泥地面上投出一个清晰的、孤零零的影子。她望着韩丽梅离开的方向，久久没有动，仿佛还在消化刚才那场短暂但沉重的对话。
车库里的空气似乎随着韩丽梅的离开而重新流动起来。远处有同事发动汽车，引擎的轰鸣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；有保安骑着电动车巡逻，车轮碾过地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；有下班晚的同事三三两两地走向自己的车，谈笑声在车与车的缝隙间飘荡。
但这些声音，在张艳红耳中都显得遥远、模糊，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。她的全部注意力，还停留在刚才与韩丽梅的对话上，停留在那些关于家庭、关于兄弟姐妹、关于负担的问题上。
“你家里，兄弟姐妹几个？”
“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。”
这两句对话，在她脑海中反复回响，像两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，激起的涟漪一圈圈扩散，触碰到她心底那些最隐秘、最不愿触及的角落。
她感到一种奇怪的、混合着疲惫、不安、和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委屈的情绪。为什么要问这些？韩丽梅，那个高高在上、永远冷静从容的集团总裁，为什么要关心她这样一个底层助理的家庭情况？是出于上级对下属例行公事的了解，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？
她不知道。但那些问题，像一把把小钥匙，无意中打开了她心里那些上了锁的抽屉。抽屉里装着的，是她平时不愿多想、不敢多想的记忆和感受。
关于家的记忆。
二、回忆的碎片
张艳红终于动了。她缓慢地弯下腰，捡起掉在地上的抹布，重新开始擦拭电动车。动作机械，缓慢，像一台电力不足的老旧机器。但她的思绪，已经飘回了北方那个小县城，飘回了那间低矮的平房，飘回了那些沉重而灰暗的岁月。
记忆里，家总是和“缺钱”联系在一起。
父亲在建筑工地打工，收入不稳定，有活时一个月能挣两三千，没活时就只能在家闲着，抽着最便宜的烟，望着漏雨的屋顶叹气。母亲在服装厂做零工，计件工资，为了多挣几块钱，常常加班到深夜，眼睛熬得通红，手指被针扎出厚厚的老茧。
哥哥张耀祖比她大三岁，初中毕业后就不读书了，跟着父亲在工地干过一段时间，嫌累，后来又去工厂，嫌工资低，换了好几份工作，没有一份做得长久。三十岁了，还没成家，这在北方小县城已经算是“大龄”了。母亲整天愁，托人介绍对象，但人家一听他家的情况——父母体弱，家境贫困，还有个妹妹在外地打工——大多就没了下文。
而她，张艳红，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家里的“负担”。
不是父母明说的，是从那些细碎的日常中感受到的。吃饭时，肉和蛋总是先夹给哥哥，她只能吃素菜。过年买新衣服，哥哥总有，她常常穿亲戚家孩子穿剩的。交学费时，母亲总要叹气，说“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，早晚是别人家的人”。
但她还是想读书。初中时，她的成绩不错，老师说她有希望考县重点高中。但初三那年，父亲在工地摔伤了腰，需要钱治病。家里拿不出钱，母亲红着眼睛对她说：“艳红，妈知道对不住你，但家里实在供不起了。你哥还没成家，你爸看病要钱……你，就别读了吧。”
她没哭，只是点了点头。第二天，她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，把课本收拾好，背回家，塞在床底下。然后，她跟着邻居家的姐姐，去县城的餐馆打工，一个月八百块。
那一年，她十五岁。
记忆里，那个冬天特别冷。餐馆没有暖气，她穿着单薄的工作服，在冰冷的后厨洗菜、切菜、刷盘子。手冻得通红，长了冻疮，又痒又痛。晚上回到租的小隔间，盖着薄薄的被子，冷得发抖，睡不着，就想起学校温暖的教室，想起老师讲课时温和的声音，想起同学们讨论习题时的专注神情。
但她不能想。想也没用。
后来，父亲腰伤好了一些，但干不了重活了，只能在家附近打点零工。母亲的身体也越来越差，高血压，心脏病，常年吃药。哥哥依然不争气，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，钱没挣到，脾气倒越来越大，动不动就和父母吵架。
家里的经济压力，自然而然地，转移到了她身上。
在餐馆做了两年，她去服装厂，工资高一点，一个月一千二。但更累，工作时间更长，经常加班到深夜。她省吃俭用，每个月留一点点生活费，剩下的全部寄回家。母亲在电话里说：“艳红，你爸的药快吃完了”“你哥相对象，人家要彩礼”“家里房子漏雨，要修一下”……
她成了全家的指望。虽然她一个月只挣一千多，虽然她自己也活得艰难，但在家人眼里，她在大城市打工，能挣钱，就应该承担。
来南城，是她自己的决定。听说南方机会多，工资高。她攒了半年路费，跟老乡一起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火车，来到了这座繁华而陌生的城市。
但来了才发现，机会是多，但竞争更激烈。她初中没毕业，没学历，没技能，只能做最底层的工作。快餐店服务员，服装店店员，超市收银员……她什么都做过，但工资都不高，还经常被克扣，被刁难。
直到进了丽梅集团。虽然是行政助理，虽然是底层岗位，虽然工资也只有三千五，但至少是正规公司，有五险一金，有稳定的工作时间，有……一点渺茫的希望。
但家里的索取，从未停止。反而因为她进了“大公司”，变得更理所当然，更频繁，更沉重。
三、眼中的黯淡
电动车已经擦得很干净了，但张艳红还在机械地擦拭着，动作越来越慢，最终停下。她直起身，靠在车座上，闭上眼睛。
冷白的灯光透过眼皮，在黑暗中投下一片暗红色的光晕。她感到眼眶发热，鼻子发酸，有什么温热的液体在积聚，想要涌出来。
但她用力眨了眨眼，将那股湿意逼了回去。不能哭。哭了也没用。哭了只会让她显得更可怜，更软弱，更……不堪。
她想起刚才韩丽梅问她“家里主要靠你”时，她心里那阵尖锐的刺痛。是的，家里主要靠她。虽然她挣得不多，虽然她自己都活得艰难，但她是全家人唯一的指望，是全家人理所当然的提款机。
母亲上周的电话还在耳边回响：“艳红，你爸这个月的药快吃完了，那个进口药效果好，但贵，一个疗程要三千多。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，你看看能不能……”
三千多。她一个月的工资，扣掉房租、生活费，剩下的连一半都不到。但她说“我看看能凑多少”。
哥哥昨天发来的微信：“艳红，我看中一套房子，首付二十万，定金五千。妈说让你先帮着把定金交了，后面的再想办法。”
五千。她账户里只剩三百多。
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她只能说“我看看能凑多少”。
有时候，夜深人静时，她也会想：凭什么？凭什么哥哥可以理直气壮地索取，而她必须无条件地给予？凭什么父母总是偏心哥哥，却把所有的经济压力都压在她身上？就因为她是个女儿？就因为她在外面打工？
但她不敢深想。深想了，心里那股压抑的愤怒和委屈，会像火山一样喷发，会让她无法继续扮演那个孝顺、懂事、能干的女儿和妹妹。
所以她选择麻木。选择不去想，不去问，不去争。只是低着头，咬着牙，继续往前走，继续寄钱，继续接那些永远在要钱的电话。
这就是她的生活。沉重，艰难，看不到尽头。
但今天，韩丽梅的那些问题，像一道强光，照进了她刻意维持的麻木和沉默中，让她不得不短暂地、直面那些她一直在逃避的现实。
“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。”
说出这句话时，她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、混合着释然和不安的情绪。释然是因为，她终于承认了一个事实——她不是家里的独女，她有个哥哥，她是老二。不安是因为，承认这一点，意味着她也必须承认那些随之而来的、沉重的责任和不公。
“能帮一点是一点。”
这句话说得多么苍白，多么无力。但她只能这么说。难道要说“我不想帮”“我帮不起”“我也很累”吗？不能说。那是大逆不道，是不孝，是会让她在道德上彻底破产的“罪行”。
所以她只能这么说，用最谦卑的语气，用最克制的表情，维持着那点可怜的、摇摇欲坠的体面。
车库里的喧嚣渐渐平息。下班的高峰过了，车辆进出的声音稀疏了，脚步声少了，谈话声远了。只有日光灯还在头顶发出稳定的、冷白的光，将这片区域照得如同白昼，也照得她无所遁形。
张艳红睁开眼，望向车库入口的方向。夜幕已经完全降临，入口处是深沉的、墨蓝色的夜空，点缀着零星的、黯淡的星星。远处城市的灯火璀璨，像一片倒悬的星河，华丽，冰冷，遥不可及。
她想起韩丽梅。想起那个优雅从容的女人，想起她精致的妆容，考究的衣着，平静的眼神，从容的步伐。想起她坐进那辆温暖安静的迈巴赫，驶向那个与她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那个世界，有宽敞豪华的公寓，有营养师准备的餐食，有司机接送，有管家打理一切。那个世界的人，思考的是数十亿的投资，是跨国并购，是市场战略。他们不会为五千块的定金发愁，不会为三千块的药费焦虑，不会在深夜里对着半碗泡面，计算着下个月的房租从哪里来。
两个世界。同一个城市。
而她，被困在这两个世界的夹缝中，进退两难。
四、短暂的黯淡
张艳红重新站直身体，将抹布塞进电动车后备箱，锁好车。然后，她背起帆布包，走向车库出口。
脚步有些虚浮，像踩在棉花上。胃部的疼痛又开始了，持续的、沉闷的钝痛，提醒她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。但她不想吃，也吃不下。只想快点回到出租屋，躺下，闭上眼睛，让疲惫的身体和混乱的大脑，得到片刻的休息。
走到出口，晚风迎面吹来，带着深秋的凉意。她打了个寒颤，裹紧外套。街道上车流稀疏了些，路灯在夜色中投下昏黄的光晕。远处，城中村的方向，是一片低矮杂乱的建筑，窗户里透出零星的、黯淡的灯光，像困倦的眼睛，在深夜里勉强睁着。
她走向公交站。这个时间，地铁还没停，但坐公交便宜一块钱。她需要省下每一块钱。
等车时，她拿出手机，看了一眼。有几条未读消息。一条是快餐店领班发的，问她明天能不能多上两个小时班。一条是李悦发的，问她周末要不要一起去逛街。还有一条，是母亲发来的语音。
她盯着那条语音消息，手指悬在屏幕上，很久没有点开。她能猜到内容。无非是催问定金的事，或者父亲的药费，或者别的什么需要钱的事。
最终，她还是点开了。
母亲的声音传来，带着哭腔，背景有父亲的咳嗽声：“艳红啊，你爸今天又说心口疼，我陪他去医院，医生说要住院观察几天。住院押金要交三千……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。你能不能……能不能想想办法？妈求你了……”
语音到这里断了。但意思已经很清楚了。
张艳红握着手机，站在公交站昏黄的灯光下，一动不动。晚风吹动她额前的碎发，露出苍白而疲惫的脸。她的眼睛望着远处璀璨的城市灯火，但眼神是空的，没有焦点。
那种短暂的、深沉的黯淡，再次笼罩了她。
不是崩溃，不是大哭，不是歇斯底里。而是一种更深层的、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疲惫和无力。像一个人在黑暗的隧道里走了太久，以为前方会有光，但每次转过弯，发现还是无尽的黑暗。于是，连继续往前走的力气，都快要耗尽了。
公交车来了。车门打开，她机械地上车，刷卡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厢里人不多，有疲惫的下班族，有晚归的学生，有穿着工装的工人。每个人都沉默着，望着窗外，想着各自的心事。
车子启动，缓缓驶入夜色。窗外的城市灯火流动，像一条发光的河。那些高楼大厦的轮廓，在夜色中显得格外雄伟，也格外冷漠。
张艳红靠在车窗上，闭上眼睛。疲惫像潮水般涌来，几乎要将她淹没。但她不能睡，还要坐四十分钟车，才能回到城中村。
在彻底被疲惫吞噬前，她脑海中最后一个清晰的画面，是韩丽梅站在车库里，平静地看着她，问：“你家里，兄弟姐妹几个？”
那个问题，像一根刺，扎在她心里最柔软的地方，带来持续的、细微的疼痛。
而那个问题的答案，像一块沉重的石头，压在她瘦小的肩膀上，让她几乎直不起腰。
“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。”
是的，她是老二。是那个从小就知道要让着哥哥的老二，是那个初中辍学打工的老二，是那个独自在外、却要承担全家希望的老二。
是那个在深夜里，对着手机里母亲的语音消息，感到窒息般绝望的老二。
车窗外的灯火，在她闭上的眼中，变成一片模糊的、流动的光斑。像眼泪，但没有流出来。只是积蓄在眼底，沉重地，灼热地，等待着某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释放。
公交车在夜色中平稳行驶，驶向城市的边缘，驶向那片低矮杂乱的城中村，驶向她那个月租五百、八平米、没有暖气、只有一张硬板床的出租屋。
而她的明天，还要继续。
继续工作，继续加班，继续学习那些她不懂的知识，继续应付那些永远填不满的索取，继续在这个庞大而冷漠的城市里，用最笨拙的方式，最顽强的意志，挣扎着活下去。
因为，没有选择。
因为，她是家里的老二。
因为，生活，从不会因为你的疲惫和黯淡，就对你温柔一些。
夜色渐深。公交车驶过城市的街道，驶过璀璨的灯火，驶过冰冷的楼宇，驶向那片被繁华遗忘的、黯淡的角落。
而在那片黯淡中，一个年轻女孩，正独自面对着她沉重而艰难的人生。疲惫，但依然在坚持。黯淡，但依然在黑暗中，寻找着那一点点微弱的光。
哪怕那光，可能永远也照不亮她前行的路。
但至少，她还在走。
这就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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