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四章 宋之问: 活成了诗坛的“投机者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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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712年的寒冬，岭南的瘴气还没散去，一道来自长安的圣旨递到了泷州——“宋之问，赐死”。跪在地上的老书生浑身发抖，手里还拿着刚写好的半首诗，墨迹未干，就像他这一辈子，才华亮眼得晃眼，做人却脏得洗不净。
你可能没听过宋之问的名字，但一定背过他的诗：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，一句道尽久别归乡的忐忑；“楼观沧海日，门对浙江潮”，写尽灵隐寺的壮阔与空灵。就是这个写出千古名句的大诗人，却背着“因诗杀亲”的骂名，一辈子投机钻营，活成了“诗品”与“人品”最割裂的模样。今天就聊聊这位初唐“诗坛功臣”，到底是个怎样的“矛盾体”。
要说宋之问的才华，那得从一个深夜的灵隐寺说起。
那年他刚被贬官，心里发堵，就跑到杭州灵隐寺散心。半夜睡不着，坐在寺里的石阶上发呆，抬头看见远处的海平面，一轮红日从浪花里蹦出来，转身又望见钱塘江的潮水，拍着岸轰隆隆响——这场景，换旁人顶多喊句“真好看”，宋之问却握着笔，没一会儿就写出了:
“楼观沧海日，门对浙江潮”。
旁边陪他的老和尚过来一看，当场拍了大腿说：“这句子，能传一千年！”
还真让老和尚说中了。直到今天，去灵隐寺的人，还会念叨这两句诗。宋之问写山水，从来不是瞎堆砌辞藻，他能把“大场面”和“小情绪”揉在一起：写山，不只说山高，还说“山月临窗近，天河入户低”，让你觉得月亮就贴在窗纸上；写水，不只说水急，还说“归舟旦夕返，骨肉旋团圆”，把思家的愁绪裹在江水里。
在他之前，初唐的诗人写“宫廷诗”都写傻了——要么是“陛下圣明，天下太平”的套话，要么是“红花配绿叶，美人配珠宝”的艳俗，没一点真心。宋之问却不一样，他敢把自己的“狼狈”写进诗里。
比如他被贬到岭南，走了半年才到，一路上吃不好睡不好，想家想得快疯了，就写了《渡汉江》：
“岭外音书断，经冬复历春。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”
你看这几句，没有华丽的词，全是大白话，就是“近乡情更怯”五个字，把那种“怕家里出事，又想知道家里事”的纠结，写得比谁都透彻。后来有人说，就凭这一句，宋之问能在唐诗里占个位置。
如果说“写得好”是宋之问的“才华”，那“立规矩”就是他的“功劳”。
你可能不知道，现在背的律诗（比如五言律诗、七言律诗），不是天生就有的。在初唐，诗人写近体诗，就跟“瞎搭积木”似的——有的四句，有的八句；有的押韵，有的不押韵；有的对仗，有的不对仗，乱得很。直到宋之问和一个叫沈佺期的诗人出现，才给律诗“定了规矩”。
这俩人凑在一起，天天研究“平仄”“对仗”：“这句‘楼观沧海日’，后面得对‘门对浙江潮’，‘楼观’对‘门对’，‘沧海日’对‘浙江潮’，这样才工整”；“‘近乡情更怯’是仄仄平平仄，下句‘不敢问来人’就得是仄仄仄平平，这样读着才顺口”。
就这么琢磨来琢磨去，他们俩硬是把五言律诗的“规矩”给立住了：必须八句，每句五个字；二、四、六、八句必须押韵；中间两联（三、四句，五、六句）必须对仗；平仄得合辙。
后来的李白、杜甫、王维，全是照着这个规矩写律诗的:
杜甫的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，对仗多工整？
李白的“朝如青丝暮成雪，人生得意须尽欢”，平仄多顺耳？
说起来，这些都得感谢宋之问和沈佺期。
当时的人把他俩叫做“沈宋”，说“沈宋既出，律诗始成”。意思是，没有这俩人，律诗还得在“野路子”上晃悠好几年。你说宋之问牛不牛？就是这么个“诗坛功臣”，做人却一点“规矩”都没有。
提起宋之问的黑料，最绕不开的就是“因诗杀亲”——他为了一句诗，据说杀了亲外甥。
他的外甥叫刘希夷，也是个诗人，比宋之问小几岁，才华一点不输他。有一天，刘希夷写了首《代悲白头翁》，里面有两句：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写完觉得不错，就拿给舅舅宋之问看。
宋之问一看这两句，眼睛都直了——这句子太绝了！既有花开花落的景，又有人生无常的愁，简直是“神句”。他拉着刘希夷的手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外甥啊，这两句诗，你给舅舅怎么样？就当舅舅帮你改改，以后算咱们俩一起写的。”
刘希夷愣了一下，赶紧摇头：“不行啊舅舅，这是我最满意的句子，我还想留着呢。”
宋之问脸上的笑一下子没了，还是没松口，天天找刘希夷要。刘希夷被缠得没办法，只好躲着他。谁能想到，没过几天，刘希夷就“意外”死了——有的说他被人用土袋子闷死在客栈里，有的说他被推到井里淹死了，而所有的传闻，都指向了宋之问。
虽然正史里没明说“宋之问杀了刘希夷”，但这个传闻从唐朝就开始传，传了一千多年。为啥？因为宋之问后来真的把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写进了自己的诗里，还说是自己写的。
你说这事儿多讽刺？他写出“近乡情更怯”的共情，却对外甥下狠手；他给律诗“立规矩”，却连“不抢别人东西”的做人规矩都不守。后来有人说，宋之问的诗里，藏着“墨水”，也藏着“血水”。
如果说“因诗杀亲”是宋之问的“私德污点”，那他在官场上的“投机钻营”，就是他的“公德缺陷”——他这一辈子，就像一条“变色龙”，谁有权就投靠谁，一点文人风骨都没有。
他最早投靠的是武则天的宠臣——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。这俩人是武则天的“男宠”，仗着武则天的宠爱，在朝廷里横着走。宋之问为了攀附他们，天天跟在屁股后面转：给他们写谄媚的诗，说“明河可望不可亲，愿得乘槎一问津”（意思是“您就像天上的银河，我想坐船去亲近您”）；甚至在张易之咳嗽的时候，他还敢上前“捧痰盂”——这事儿在当时传出去，文人都觉得丢不起人。
他不管不顾，只要能当官，啥都肯干。靠着张家兄弟，他还真当上了“左奉宸内供奉”，天天陪着武则天写诗，风光得很。
没风光几年，武则天病重，张易之兄弟被宰相张柬之杀了，“神龙革命”爆发。宋之问一看风向不对，撒腿就跑，跑到了武三思家里——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，也是个权力熏心的主儿。宋之问跪在武三思面前，哭着说：“大人救我！我之前跟张家兄弟只是逢场作戏，我心里最敬佩的是您啊！”
武三思正缺个会写诗的“笔杆子”，就把他留下了，还帮他官复原职。宋之问又开始给武三思写“赞歌”，把武三思夸得跟“圣人”似的。
武三思也没得意多久，又被太子李重俊杀了。宋之问又慌了，这次他瞄准了太平公主——武则天的女儿，当时最有权势的公主。他又故技重施，给太平公主写诗、送礼，哄得太平公主开心，又混了个“考功员外郎”的官。
他还不满足，一看安乐公主（唐中宗的女儿）势头更猛，又偷偷投靠了安乐公主，帮着安乐公主打压太平公主。这下可把太平公主惹火了，太平公主直接找唐中宗告状：“宋之问这个人，反复无常，是个小人！”
唐中宗一听，立马把宋之问贬到了泷州（现在的广东罗定）。这是他第三次被贬了，他还是死性不改——被贬之后，他觉得泷州太苦，竟然偷偷跑回了长安，躲在朋友家里。
有一天，他在朋友家喝酒，听见外面有人说“唐玄宗李隆基要发动政变了”，他赶紧跑出去告密，想靠“告密”再换个官做。这次他押错了宝——李隆基政变成功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清算“投机分子”，一看宋之问的名字，直接下了圣旨：“宋之问反复无常，构陷忠良，赐死泷州。”
就这样，这个写出无数名句的诗人，死在了一辈子钻营的“仕途”上。
宋之问死的时候，才56岁。他死后，关于他的争议就没停过。
有人说他是“诗坛功臣”——没有他，律诗就不会这么快成熟；没有他，初唐的诗坛就少了一抹“清丽”的色彩；他的“近乡情更怯”“楼观沧海日”，永远是唐诗里的经典。
也有人说他是“文人败类”——为了一句诗，能害自己的外甥；为了当官，能捧别人的痰盂；为了活命，能反复告密。这样的人，就算诗写得再好，也配不上“文人”两个字。
其实，宋之问的一辈子，就是初唐文人的“缩影”——那个时代，诗歌刚从“宫廷”走向“民间”，文人既想靠才华扬名，又想靠仕途立身。可宋之问把“仕途”看得太重了，重到可以丢了私德，丢了风骨，丢了做人的底线。
就像他写的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——花每年都一样，人心却会变。他本该是那个“写出人心”的诗人，却最终活成了“人心变坏”的例子。
直到今天，读宋之问的诗，还是会被“近乡情更怯”打动，还是会为“楼观沧海日”惊艳。但一想到他的那些事，又忍不住叹气——如果他能把写诗的“真心”，用在做人上，该多好？
或许，这就是宋之问留给我们的启示：才华可以让你“被记住”，但人品才能让你“被尊重”。诗写得再好，若是人做得太差，终究还是会被钉在历史的“争议柱”上，让后人一边读着你的诗，一边摇着头说：“可惜了，这么好的才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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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说宋之问的才华，那得从一个深夜的灵隐寺说起。
那年他刚被贬官，心里发堵，就跑到杭州灵隐寺散心。半夜睡不着，坐在寺里的石阶上发呆，抬头看见远处的海平面，一轮红日从浪花里蹦出来，转身又望见钱塘江的潮水，拍着岸轰隆隆响——这场景，换旁人顶多喊句“真好看”，宋之问却握着笔，没一会儿就写出了:
“楼观沧海日，门对浙江潮”。
旁边陪他的老和尚过来一看，当场拍了大腿说：“这句子，能传一千年！”
还真让老和尚说中了。直到今天，去灵隐寺的人，还会念叨这两句诗。宋之问写山水，从来不是瞎堆砌辞藻，他能把“大场面”和“小情绪”揉在一起：写山，不只说山高，还说“山月临窗近，天河入户低”，让你觉得月亮就贴在窗纸上；写水，不只说水急，还说“归舟旦夕返，骨肉旋团圆”，把思家的愁绪裹在江水里。
在他之前，初唐的诗人写“宫廷诗”都写傻了——要么是“陛下圣明，天下太平”的套话，要么是“红花配绿叶，美人配珠宝”的艳俗，没一点真心。宋之问却不一样，他敢把自己的“狼狈”写进诗里。
比如他被贬到岭南，走了半年才到，一路上吃不好睡不好，想家想得快疯了，就写了《渡汉江》：
“岭外音书断，经冬复历春。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”
你看这几句，没有华丽的词，全是大白话，就是“近乡情更怯”五个字，把那种“怕家里出事，又想知道家里事”的纠结，写得比谁都透彻。后来有人说，就凭这一句，宋之问能在唐诗里占个位置。
如果说“写得好”是宋之问的“才华”，那“立规矩”就是他的“功劳”。
你可能不知道，现在背的律诗（比如五言律诗、七言律诗），不是天生就有的。在初唐，诗人写近体诗，就跟“瞎搭积木”似的——有的四句，有的八句；有的押韵，有的不押韵；有的对仗，有的不对仗，乱得很。直到宋之问和一个叫沈佺期的诗人出现，才给律诗“定了规矩”。
这俩人凑在一起，天天研究“平仄”“对仗”：“这句‘楼观沧海日’，后面得对‘门对浙江潮’，‘楼观’对‘门对’，‘沧海日’对‘浙江潮’，这样才工整”；“‘近乡情更怯’是仄仄平平仄，下句‘不敢问来人’就得是仄仄仄平平，这样读着才顺口”。
就这么琢磨来琢磨去，他们俩硬是把五言律诗的“规矩”给立住了：必须八句，每句五个字；二、四、六、八句必须押韵；中间两联（三、四句，五、六句）必须对仗；平仄得合辙。
后来的李白、杜甫、王维，全是照着这个规矩写律诗的:
杜甫的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，对仗多工整？
李白的“朝如青丝暮成雪，人生得意须尽欢”，平仄多顺耳？
说起来，这些都得感谢宋之问和沈佺期。
当时的人把他俩叫做“沈宋”，说“沈宋既出，律诗始成”。意思是，没有这俩人，律诗还得在“野路子”上晃悠好几年。你说宋之问牛不牛？就是这么个“诗坛功臣”，做人却一点“规矩”都没有。
提起宋之问的黑料，最绕不开的就是“因诗杀亲”——他为了一句诗，据说杀了亲外甥。
他的外甥叫刘希夷，也是个诗人，比宋之问小几岁，才华一点不输他。有一天，刘希夷写了首《代悲白头翁》，里面有两句：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写完觉得不错，就拿给舅舅宋之问看。
宋之问一看这两句，眼睛都直了——这句子太绝了！既有花开花落的景，又有人生无常的愁，简直是“神句”。他拉着刘希夷的手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外甥啊，这两句诗，你给舅舅怎么样？就当舅舅帮你改改，以后算咱们俩一起写的。”
刘希夷愣了一下，赶紧摇头：“不行啊舅舅，这是我最满意的句子，我还想留着呢。”
宋之问脸上的笑一下子没了，还是没松口，天天找刘希夷要。刘希夷被缠得没办法，只好躲着他。谁能想到，没过几天，刘希夷就“意外”死了——有的说他被人用土袋子闷死在客栈里，有的说他被推到井里淹死了，而所有的传闻，都指向了宋之问。
虽然正史里没明说“宋之问杀了刘希夷”，但这个传闻从唐朝就开始传，传了一千多年。为啥？因为宋之问后来真的把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写进了自己的诗里，还说是自己写的。
你说这事儿多讽刺？他写出“近乡情更怯”的共情，却对外甥下狠手；他给律诗“立规矩”，却连“不抢别人东西”的做人规矩都不守。后来有人说，宋之问的诗里，藏着“墨水”，也藏着“血水”。
如果说“因诗杀亲”是宋之问的“私德污点”，那他在官场上的“投机钻营”，就是他的“公德缺陷”——他这一辈子，就像一条“变色龙”，谁有权就投靠谁，一点文人风骨都没有。
他最早投靠的是武则天的宠臣——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。这俩人是武则天的“男宠”，仗着武则天的宠爱，在朝廷里横着走。宋之问为了攀附他们，天天跟在屁股后面转：给他们写谄媚的诗，说“明河可望不可亲，愿得乘槎一问津”（意思是“您就像天上的银河，我想坐船去亲近您”）；甚至在张易之咳嗽的时候，他还敢上前“捧痰盂”——这事儿在当时传出去，文人都觉得丢不起人。
他不管不顾，只要能当官，啥都肯干。靠着张家兄弟，他还真当上了“左奉宸内供奉”，天天陪着武则天写诗，风光得很。
没风光几年，武则天病重，张易之兄弟被宰相张柬之杀了，“神龙革命”爆发。宋之问一看风向不对，撒腿就跑，跑到了武三思家里——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，也是个权力熏心的主儿。宋之问跪在武三思面前，哭着说：“大人救我！我之前跟张家兄弟只是逢场作戏，我心里最敬佩的是您啊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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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三思也没得意多久，又被太子李重俊杀了。宋之问又慌了，这次他瞄准了太平公主——武则天的女儿，当时最有权势的公主。他又故技重施，给太平公主写诗、送礼，哄得太平公主开心，又混了个“考功员外郎”的官。
他还不满足，一看安乐公主（唐中宗的女儿）势头更猛，又偷偷投靠了安乐公主，帮着安乐公主打压太平公主。这下可把太平公主惹火了，太平公主直接找唐中宗告状：“宋之问这个人，反复无常，是个小人！”
唐中宗一听，立马把宋之问贬到了泷州（现在的广东罗定）。这是他第三次被贬了，他还是死性不改——被贬之后，他觉得泷州太苦，竟然偷偷跑回了长安，躲在朋友家里。
有一天，他在朋友家喝酒，听见外面有人说“唐玄宗李隆基要发动政变了”，他赶紧跑出去告密，想靠“告密”再换个官做。这次他押错了宝——李隆基政变成功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清算“投机分子”，一看宋之问的名字，直接下了圣旨：“宋之问反复无常，构陷忠良，赐死泷州。”
就这样，这个写出无数名句的诗人，死在了一辈子钻营的“仕途”上。
宋之问死的时候，才56岁。他死后，关于他的争议就没停过。
有人说他是“诗坛功臣”——没有他，律诗就不会这么快成熟；没有他，初唐的诗坛就少了一抹“清丽”的色彩；他的“近乡情更怯”“楼观沧海日”，永远是唐诗里的经典。
也有人说他是“文人败类”——为了一句诗，能害自己的外甥；为了当官，能捧别人的痰盂；为了活命，能反复告密。这样的人，就算诗写得再好，也配不上“文人”两个字。
其实，宋之问的一辈子，就是初唐文人的“缩影”——那个时代，诗歌刚从“宫廷”走向“民间”，文人既想靠才华扬名，又想靠仕途立身。可宋之问把“仕途”看得太重了，重到可以丢了私德，丢了风骨，丢了做人的底线。
就像他写的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——花每年都一样，人心却会变。他本该是那个“写出人心”的诗人，却最终活成了“人心变坏”的例子。
直到今天，读宋之问的诗，还是会被“近乡情更怯”打动，还是会为“楼观沧海日”惊艳。但一想到他的那些事，又忍不住叹气——如果他能把写诗的“真心”，用在做人上，该多好？
或许，这就是宋之问留给我们的启示：才华可以让你“被记住”，但人品才能让你“被尊重”。诗写得再好，若是人做得太差，终究还是会被钉在历史的“争议柱”上，让后人一边读着你的诗，一边摇着头说：“可惜了，这么好的才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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